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2】

　　还有一次，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来揪斗，搞了辆大卡车，把闻天和经济所的另一位同志一起拉到南开大学。当晚，闻天住在学生宿舍。半夜里，服务员突然进来，通知他走。

　　闻天到家时，已是半夜一点钟。见到他我又惊又喜：“你怎么回来了？”他还满潇洒地：“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谁知又回来了。”后来才晓得，周总理曾对造反派说：“张闻天就住在那里，你们什么时候去调查不好，非要晚上，这样搞我不赞成。要斗就在当地斗，不能拉到外地去斗。”从那以后，再也没拉到外地去斗过。

　　在闻天身处逆境的日子里，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辱，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曾私下对我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话不妥当。如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这个党不就变质了吗？变质了的党不都要推翻吗？这个提法不对。”我说：“这话可不敢讲啊。谁知道上边是怎么一回事，摸不清啊。”闻天分析说：“看来要把上边这些人都打掉，另外一批人要上台。你看连部长、副部长都打倒，打击面越来越宽了。”见运动迟迟不结束，他叹息着说：“这样下去国家要不行啊。把上面负责人都打倒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谁来管？”

　　就在闻天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时候，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1968年5月17日，经济所来电话通知闻天不要出去，近代史所也叫我不要去上班，在家等着。下午四五点钟，几名军人来到景山后街甲1号我们的寓所，首先把守住门口，然后分别进到闻天和我的房间，责令我们坐着不准动，宣布：从今天起，对你们实行“监护”，你们不能出门，不能和亲属来往，不能互相见面。

　　一阵翻箱倒柜的大抄家之后，闻天和我被分别关进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北房里。搬走了里面原有的家具，把炊事员黄关祥那里的两张不睡人的木板床放进去，外加每人一个三屉桌，一个凳子。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监视窥探。进去之前，造反派勒令我们交出身上诸如手表、钱一类的贵重东西。

　　会客室变成了审讯室。原来墙上优雅的字画被粗暴地拿掉了，代之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对敌斗争的语录。几张桌子拼成一个长台子，后面坐着来自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审讯者；作为受审者，闻天和我只能坐在屋中间的凳子上。

　　关于闻天的所谓“里通外国”、“庐山会议”、“61人叛徒案”等“罪行”，造反派已不知审问过多少次了。闻天的回答无懈可击，让他们抓不到把柄。所以，这些专案组的人想从我这儿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