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3】

　　审讯者问：“张闻天上庐山和彭德怀同乘一列火车，车上谈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中央委员，又没去参加会。他们谈的都是些经济问题，我又不懂。我一天到晚忙干部工作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和他谈这个？他回来又没向我汇报，我哪儿知道他们谈什么？”这些人不满意我的态度，说：“你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讲。”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我“揭发”的这些他们不需要，这些问题闻天早已讲过多次，他们已掌握得烂熟了。他们想从我这儿挖到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证。

　　当初闻天和我赴合江工作之前，曾到哈尔滨找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当时一位苏联中将准备支援我们一些物资，需要有人前去交涉。陈云同志不懂俄文，带翻译又不方便，而身分低的人去也不行。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又精通俄文，正好适合担当此任。他把得到的枪支、电台等东西交给陈云同志后，就到合江去了。这就是所谓“里通外国”罪行的由来。

　　对于这个问题，专案组的人问得很细：张闻天到东北同行的人有谁；和那个中将谈的什么，当时有谁在场；苏联人为什么要给电台，是不是约好日后同张闻天发报；合江也有电台，是不是那时候带去的。……

　　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真叫人哭笑不得。我尽量耐着性子和他们解释：“发电报是机要员的事，当时的机要员都在，你们去调查吧。同苏联接触的是东北局呀，我们合江只是个地方，苏联人给张闻天发的哪门子报？”

　　审讯者不甘心，又换了一个角度问：“你跟着张闻天几十年，外交部十年，你不了解他？”目的还是要我揭发闻天“里通外国”。我说：“正因为我了解他，所以我相信他绝不会里通外国。张闻天到外交部交涉问题的时候，我作为夫人是不能跟着去的，但是每次都有翻译或参赞陪同，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再说，外交场合苏联一向很严格，都是公事公办，谁会跟你闲聊天？见苏联外交部长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这样反反复复给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信，这些调查历史问题的人对历史一点都不懂。他们问：“东北局书记是谁？”我回答：“是高岗。”“错了！你瞎说！”他们冲着我乱吼，“东北局书记是林彪！”我说：“林彪是司令员呐。你们可以去调查，问问林彪同志就知道了。他当时在前方，辽沈战役不是他参加打的吗？”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无知，我给他纠正，反说我不对。我便闭上嘴不作声。

　　见我不讲话，他们恼羞成怒，冲我乱喊乱叫拍桌子。我强忍愤怒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阶段，康生怀疑外边来的知识分子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好多冤案。后来毛主席批评他们，规定了九条方针，经过调查研究，冤案都平反了。你们今天不要再搞这一套。”“你反对延安整风！”他们趁机送我一顶帽子。我把他们顶回去：“我不反对延安整风，但是我反对抢救运动。这个毛主席也反对。”这样审来审去，他们拿我也没办法，说我“态度不好”、“顽固”，又口气和缓地对我说：“刘英，你要争取反戈一击有功。门是开着的，只要你揭发张闻天，马上放你出去，立刻分配你工作。”我说：“我没有东西好讲，总不能编哪。我是老干部，不能骗党。没办法，不放就不放吧。但是我相信党会给我落实政策的。”

　　就这样，专案组对我和闻天的审查不停地进行下去。今天审查我，明天审查他。并强迫我们念墙上的语录。我偏不念，骗他们说：“我眼睛看不见。”“把眼镜拿来！”戴上眼镜，我只念了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表示抗议：“这个是对敌我矛盾说的，我又不是敌人，不念！”他们还逼我：“念！”我说：“你们要审查问题就审查，但是我不念这个，这种敌我矛盾性质的东西不适合我。”说完我就坐下了。他们拿我没办法，以后也不叫我念了。

　　每次审讯完了还要写。专案组拿我和闻天写的材料进行对照，希望找到漏洞，可惜从未如愿。这样折腾了好些日子，他们看从我身上也榨不出油来了，就宣布：“刘英，我们要审查你历史。”我说：“太好了，欢迎你们审查。对于过去，我完全问心无愧。”“你真的问心无愧吗？”我说：“当然。革命几十年，我一天也没有脱离过党，没犯过政治错误，对工作非常服从，从不向党讲价钱。我2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再：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郭绍棠（又名郭肇唐）是闻天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后来他们又与王稼祥、沈泽民一起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郭后来在苏联东方研究院任顾问、教授，建国后与闻天有过一些来往。专案组妄想从闻天与郭肇唐的交往中找出他“里通外国”的新“罪状”。下面是专案组对闻天的审讯笔录：

　　审讯笔录

　　1969年4月21日

　　自9时30分

　　问：五八年和郭肇唐谈了些什么？

　　答：五八年（在）陶然亭遇见郭，他到我家吃顿便饭，谈了大跃进的情况。我谈到大跃进的缺点也是可能的。

　　最后一次是送刊物，告别性质的。我到外交部，经过他那里，时间比较短，我去时他在整理行李等东西。

　　（声明：心脏痛，要含片。给了一片硝酸甘油含片。9：45）

　　看他（郭）谈他们代表团有人对大跃进表示怀疑，我说了我们也知道有些缺点，正在纠正。郭对热情接待他表示满意。

　　面对专案组在与郭肇唐关系问题上的反复纠缠，闻天始终镇定自若地讲述事实，不给对方留下钻空子的余地。1969年4月16日的审讯笔录这样写道：

　　问：五八年布拉格会议（路）过莫斯科时的问题。

　　答：五八年布拉格会议没见到郭肇唐。（为）解决陈楚问题在使馆住了几天。

　　（指出态度不端正，要求提高认识，认真彻底交待问题。交待政策，指明方向，令其反省，明天继续交待）

　　张：你们要的什么东西我知道，这些我没有。我的问题都讲了，可能有忘记的，也都是些不关大局的细节。

　　问：你对你的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答：我是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

　　问：你认为你的问题交待的怎样了呢？

　　答：你们认为我是“西安”的问题，是反革命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没有什么新的可交待的。对我错误的认识给我机会可以从思想上去检讨。我的问题既不是特务又不是反革命。……

　　在失去自由、心脏病不时发作，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闻天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他在1969年5月26日的审讯中表达了这一愿望：

　　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我希望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做些工作。我想得到再教育的机会，继续为党工作，我相信自己是能够改正错误和愿意改正错误的（情绪有些激动，压抑），我想得到再教育的机会，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但是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斗私批修要自我批评，也要得到互相批评才能提高。

　　从这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闻天那一颗愿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赤子之心！

　　就这样，对我们的“监护”和非人折磨长达523天，造反派也没从闻天和我这儿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