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

感受到政治风暴的低气压，先是被吊销了供应卡，撤掉了红机子，后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

我知道，闻天早晚会被批斗，从此我整天为他担心，可又不敢告诉他，怕他紧张

第一次被批斗，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回来后告诉我批斗的时候他昏倒了

更大的灾难降临了，被“监护”和非人折磨523天

在失去自由、心脏病不时发作的情况下，闻天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国家做些工作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闻天在山上惹了大祸，7月21日一篇讲话，换来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闻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会后，外事系统进行了对他的批判。当时我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监委书记。作为闻天的妻子，我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对象。

　　1960年11月，闻天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4年我被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

　　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我们开始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低气压了。1965年接替尚昆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只保留了警卫员和炊事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的处境要比闻天好些。我没有被捕过，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又没犯过政治路线错误。作为近代史所的工作人员，我还可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大会，学习有关语录，还可以看些材料。我曾经看到中央一位领导对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讲话，说孙冶方是反动学术权威，后边有个括号，里面写着：关锋插话：他的后台是张闻天。我知道，闻天早晚会被批斗，从此我整天为他担心，可又不敢告诉他，怕他紧张。

　　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通知闻天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刚好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孙式平到王府井买书，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长时间被冷落的闻天挺高兴地说：“好久都不让我参加会，今天终于让我参加会啦！”事先我通过近代史所范老的几个研究生得知，这个会是批判孙冶方的，内心暗暗希望不要连带闻天。可这种会不去又不行，我只好嘱咐小孙和他同去。

　　这次批斗，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了礼堂门口，他对孙式平说：“你要是不愿意听会就出去转转，快散会了再来接我。”

　　进了会场，闻天才知道这是“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大会开始不久，造反派一声吼叫：“把反动学术权威孙冶方的后台张闻天揪上来！”于是，闻天被架上台去，挂上大牌子，强行作“喷气式”。

　　会场外的小孙听到里面喊口号，趴在门上一看，见闻天在台上挨斗。他急忙跑到中南海东门给警卫局打电话，对方慢悠悠地说：“群众运动我们也没有办法，等斗完你把他带回去就得了。”小孙又跑回来通知我，等他赶到三里河经济所，会已经散了，有人告诉他：“张闻天坐13路车回去了。”闻天回到家中（景山后街甲1号），疲弱不堪，我扶他躺在藤椅上，见他上衣扣子全被揪掉。他告诉我，今天批斗的时候昏倒了。

　　从这一天开始，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酷暑高温，只要造反派有令，闻天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交代、检讨材料，换两次车，去经济所接受造反派的审问批斗。

　　闻天被斗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北航。那是1967年7月26日，批斗会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召开的。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中央要公布庐山会议决议，为了配合这一重大事件，造声势，所以要再次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这次号称万人大会，也是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悲惨的一天。

　　那天天色沉黑闻天才蹒跚着走进家门。我焦急地迎上去，说：“你怎么这个样子，狼狈不堪的。”他有气无力地说：“你看看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头昏。”我看他满头青包紫块，连忙扶他躺下，一面用酒精给他按摩头部，一面询问批斗经过。闻天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只是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打得比我还厉害呀。”我说：“明天叫孙式平到经济所给你请个假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闻天的人身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红卫兵可以随时从天而降地把他揪走。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孙式平照例拿走我们房门上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再插到门上）后，也睡下了。半夜，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说随便逮人不行。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也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听见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我们：“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很沉着，他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闻天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其实好多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不过是折磨我们而已。我个子小，腿都跑木了，可一旦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就要挨骂。

　　接着便召开斗争会，造反派是机要室的，名字起得怪里怪气的，叫“大喊大叫战斗队”。台上挨斗者很多，闻天首当其冲。一会儿叫他作“喷气式”，一会儿问他问题。闻天沉着冷静，不多讲什么，只答“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造反派上窜下跳，他也不动声色。我想看看台上挨斗的还有谁，有熟人没有，忍不住抬起头来。“不准东张西望！”随着一声大吼，我的头就被掐下去了。等他们不注意了，我又偷偷地看，见台上有乔冠华，姬鹏飞……外交部的副部长都在那里。我看到会场上的大标语“打倒陈姬乔！”心里还直纳闷：对外友协的人我都认识，没听说有个叫陈姬乔的呀。后来才知道陈姬乔是指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大会结束后，造反派用卡车把我们送回家，把两个“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挂在我们门口。一会儿，孙式平进来说：“门口两个牌子惹得好多人来看。”我说：“拿下来，烧掉它！”小孙就把它扔到锅炉里烧了。闻天有些担心：“你不应该烧哇，他们要是来要就麻烦了。”我说：“要他个屁！管他这一套干嘛？这些家伙你跟他讲什么理呀？你文明他还是野蛮，你就野蛮对野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