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回顾【3】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特别法庭第一次正式开庭，江青、张春桥等10名主犯第一次被传到法庭上，接受人民对他们的公开审判。当时的气氛和情景是令人难忘的，我们被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所支持，行使着人民授予的权力，身子都坐得挺直，始终保持着威严庄重的姿态，来审理和判处这批对整个国家造成巨大灾难，对亿万人造成巨大痛苦的罪犯。10多年来，这批家伙身居高位，大权在手，横行一时，不可一世，有的直到现在，还顽固死硬，装腔作势，不肯认罪服罪。但是我感到在精神上完全可以压倒他们，对他们包括江青、张春桥和黄永胜等人的老底十分清楚，他们在党的历史上并没有什么了不得贡献和地位。摆资格，我也比他们许多人老得多，至于姚文元、王洪文等解放以后才参加工作的，就更不在话下了，我是完全可以治服他们的。不仅如此，更因为我们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行使着国家授予的神圣职权，他们是受审判的一小撮罪犯。我们在战略上是藐视敌人的，但是在战术上也是重视敌人的，每一个工作细节都得安排周全。由于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江青本来就有歇斯底里症状，审理中很可能会闹庭，我们就没有按照10名主犯原来的名次顺序押进法庭，将王洪文排在第1个最先传出。他当时被推了个光头，一副萎糜不振的样子，当年那“造反司令”和“中央副主席”的派头一点不见了。第2个押进来的江腾蛟，他到还有一点老干部的样子，其实在10名主犯中，他地位是最低的。接着是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黄永胜头发胡子花白了，比过去老多了，特别是陈伯达，更老了，他和李作鹏本来身体就不好，分别由法警连押带架地带进法庭，指定的医护人员就坐在他们后边，可以随时进行诊治或急救。倒数第2个押进来的是张春桥，这个家伙不象别的主犯比较整洁，只穿了一件中式老棉袄，领口不扣，胡子也不刮，歪着脑袋，搭着眼皮，既拉塌又窝囊，还是那副阴阳怪气半死不活的样子。

10名主犯的头子江青最后一个被押解进来。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演戏，她进场时故意装得若无其事，左顾右盼地看看旁听席上的人，衣服穿得比较整齐，头发梳得溜光，两手有时还放在背后，好象挺神气，尽管如此，到底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空虚与紧张。我们原来估计她会捣乱的，因为在预审过程中，她一直胡搅蛮缠，大耍泼妇加“女皇”的威风，但是到了这个庄严的法庭上，她竟十分守规矩，并不乱说乱动，一声不吭地静静听完对他们的长篇起诉书。她还生怕漏听了什么话，把为他们准备的助听器紧紧地按在耳朵上，还常常歪起脑袋用手掌兜着耳朵用心听。起诉书宣读了约两个小时，接着又向他们宣布了法庭规则和审判程序等等。他们一直认真地听完，没有任何出轨的行动和表示，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首次开庭在下午5时20分胜利结束，我们大家都愉快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在整个庭审活动中，除了每场有几百名旁听者外，在审判庭的后台，还按装了闭路电视，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负责同志，可以在那里收看审判的现场实况和全过程，必要时也可以和我们在“前台”的人作些指示和交换意见，所以实际上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或旁听了每一场审判。

首次开庭以后，就由两个审判庭分别审理各主犯了。我们第二审判庭除了我和黄玉昆同志外，还有15名审判员，我们将他们分为5个小组，每3个人专门研究一个被告人。我们对每个被告的基本情况都要熟悉，3人小组对所分管的被告则要了解得更加具体透彻。开始时每个被告的罪行列得很多，平均每人可以写100条，10个主犯集中起来有7000条，但是在准备起诉的过程中，逐渐把他们的罪行减少了条数，压缩到每人平均10条，到我们审判时又加以压缩，每人只剩了3至5条，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多少，每人有1条就够判死刑了。如江青、张春桥，最主要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这1条就可以杀他们的头了。第2条是他们迫害大批干部，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目本来很大，后来我们就将间接被他们迫害的数字都勾掉，只提直接受他们迫害的。第3是他们侵犯人身自由，进行诬告陷害等等，如江青授意对上海文艺界人士抄家逮捕。再如姚文元的主要罪行是进行反革命宣传，他同希特勒的戈培尔一样，是个反革命吹鼓手。他从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起，就在制造反革命舆论，以后接着批“三家村”，批陶铸的两本书，批所谓的“天安门事件”，证明他早就是个反革命吹鼓手和蛊惑者。这样，他们每个人的罪行不超过5条，就很大了，就够死罪了！开始是将他们按原来的职务排名次的，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在位的时候权力还是相当大的，就被排在第一位。后来按照实际罪行一排，王洪文的位置就变了，他当不了这个头了。还有陈伯达，开始曾考虑他不是“四人帮”之一，又很早被看管审查，后来的事他都没有参与。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江青他们还是一伙的，他当时的讲话是影响很大了，例如他说冀东的党组织不可靠，可能是国民党的组织，这就造成了成千上万人受迫害。他同江青等人的罪行特点很接近，所以就把他排到“四人帮”的后头，看来这个位置，对他也是适当的。

每个被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第二审判庭——即特别军事法庭受审的主犯中，黄永胜是个首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的关系特别密切。但是他比较狡猾，很难抓住他的辫子。我们就抓住他的要害问题进行突破，如他同叶群打电话，有时一次就通话135分钟，我们就审问他，这么长时间，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他当然不敢如实讲了，开始说他是核对一个作战文件。我们拿出调查的证据，在时间上同黄永胜说的差了3天，证明他们这次密谈与那个文件无关，说的是另外的不可告人的私房话。我们还拿出一个证据，是他同叶群在另一次通话时，被林立果偷着录的音。在那次谈话中，叶群对黄永胜说：他们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称黄永胜“永远是元帅”，叶群自称是他下边的“通信兵”，说黄永胜“在中国革命的领域上”将要“起很大的作用”，还说林彪手下有许多人，真正最喜欢的只有你黄永胜。他们还说了许多污七八糟的话，都有录音在，充分证明了黄永胜同叶群和林彪之间，是一种极其肮脏的关系。他们这种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说明黄永胜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位置和作用。

吴法宪罪行的特点，是把空军的权力交给了林立果。当时的林立果是个没有入党的新兵，可是吴法宪为了投靠林彪，对林立果来了个“第一年当兵，第二年入党，第三年当了副部长。”吴法宪还讲，林彪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他们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幸福”，胡说20几岁的毛孩子林立果是什么“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什么“第三代接班人”，“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可以对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空军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林彪的儿子“请示报告”。在吴法宪心目中，林彪就是“党”，林彪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当然“领导”，谁不同他一样想一样做，谁就是“犯罪”。他还将这一套在高干中传达贯彻，强求大家执行。这就是吴法宪的要害问题，他把党交给他在空军的领导权，私自移交给了林立果，让林彪反革命集团利用空军来为他们的武装政变阴谋服务。这就是吴法宪无法辩解的主要罪行。

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问题。“九?一三”前夕，周总理察觉林彪活动反常，因为那飞机所在的北戴河机场归海军管，就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命令那架飞机必须有周总理本人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实际上把放飞这架飞机的权力抓到总理自己手上，未经他批准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周总理的这个指示，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是李作鹏却篡改为四人中的“一个首长指示放飞”就可以了。当林彪爬上飞机就要发动起飞时，机场向李作鹏请示，他又不下令阻止，却让机场“直接报告请示周总理”，下面的同志怎么能直接找到总理请示呢？这完全是李作鹏为拖延时间放跑林彪而搞的鬼。尽管他后来造假记录，企图赖帐狡辩，但是事实具在，李作鹏是逃脱不了这一罪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