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回顾【4】

邱会作的突出问题是在总后实行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了成千的干部，不少人被他整死整残废了！按照法律，整死一个人就得偿命，他迫害死那么多人，所以也是死罪了。江腾蛟的主要罪行就是参加了林立果的“小舰队”，其中最主要的是企图谋害毛主席。他出了许多坏主意，阴谋用炸铁路桥、炸油库、用飞机炸、用喷火器烧等等罪恶手段，杀害毛主席同志，并被林立果指派为这一行动的“第一线指挥”。虽然后来阴谋未遂，但是就这一条在全国人民感情上就通不过，太触目惊心了！对党和国家的危害也太大了！因此我们第二庭一开始就审问这个题目。这个问题对被告很容易突破，事情比较集中突出，所以我们审讯得也比较顺利和成功。

不过在第一庭的审讯中，却有过一点不当之处。开始的突破口未选准。当时拿出的第一个题目是“长沙告状”问题，即江青、张春桥等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于1974年10月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主席告状，反诬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正在“搞篡权活动”。问题的真相是这样，当时江青等人在党内都有合法的地位，她在钓鱼台找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个政治局委员一起商量一些问题，然后让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到长沙去向毛主席讲他们的意见，尽管内容是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但是在组织上却是合法的。如果这样做算是罪行，那么以后同志间谁还敢一起商谈问题交换意见呢？审理这一问题的情况，在报纸、电台和电视上报导以后，国际上对这个问题也有了反应，认为这一条算不上什么罪行，说我们这样审判没有什么名堂！所以一开始选这个题目实际上是一个失误。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心里似乎有一种畏难情绪，对江青有点发怵，总以为她特别难缠，不好对付，此外确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其实有的是多虑了，我们有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又有法律武器，加之我们自己是站在主导地位，足以制报和压、倒对方。江青之流充其量是几个阶下囚，我们是国家授权的审判官，在精神上就大大高过他们，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和高昂的士气，完全可以园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这一重大任务。所以在第一庭对江青等人的审判中难度虽然大些，但是他们的审判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

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可以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这次审判也由有关方面提供了附有资历介绍的律师名单，陈伯达、姚文元、吴法宪、李作鹏和江腾蛟5人要了律师。江青本来也说要请律师，但是她异想天开地想让律师不仅为她整理材料、起草文稿，等于替她当秘书，还说因为她身体不好，要律师代替她在法庭上回答讯问和进行答辩。此人到这种时候还想摆摆她的“女皇”臭架子，真是不识人间羞耻事！她这种无理要求被当然地拒绝了。律师说这不是他的工作范围。江青只得作罢，还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吧！张春桥反正从头到尾不开口，问他什么都是拒绝回答，对所指控罪行也是无言以答。其余几人也没有要律师。

10个主犯在审判过程中每人都出庭了5、6次。法庭调查以后，有一道程序是法庭辩论，辩论以后每个被告还有一次最后陈述权。这时，我们给他们机会讲话，黄永胜第1天就讲了两个小时，第2天接着又讲了一个小时，可是我们听来听去没有多少新东西，无非是反复为自己的罪行辩解。按照法律程序，还可以让他讲，但是要给以适当的限制。我告诉黄永胜，你已经讲了三个小时，现在还有机会讲，没有讲过的问题可以继续讲，已经讲过的就不能再重复了。本来这里是庄严的法庭，不是搞儿戏的，哪能老听他的“转磨子”话？黄永胜承认他实在也没有什么新的话可说了，就结束了这一程序，大家都还表示满意。

第二庭审判黄永胜时，他为自己作了长篇狡辩，总想减轻罪责。李作鹏的头脑相当清楚，能不认账的事，决不认账。其余的人态度也都基本可以：江腾蛟是从1971年9月14日，即林彪死后的第二天起，就开始交代罪行，一直不变口供；邱会作也表示认罪；吴法宪骂自己将“遗臭万年”。加之他们各人的犯罪事实比较单纯明朗，有许多事还有点戏剧性，例如林彪搞政变、谋害毛主席和“九?一三事件”等等。所以第二庭的审判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开庭初期关于第二庭的报导也特别多，邓小平同志也说第二庭进行得比较好，并让加强了对第一庭的审判和报导。

从1980年11月开始，第二庭共开庭22次，我主持了其中的16次，连同首次开庭、最后审判和参加第一庭的审讯，在一共42次庭审中，我出庭了约30次，除了每天在前台挺直腰杆坐着，每次开庭结束，还要马上到后台进行总结，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都要及时提出来。此外还有许多有关的会议，特别是后来讨论如何判刑时，从中央政治局的专门会议到全体审判员的会议，一系列的会议不仅要出席，还要拿出意见。我们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相当紧张，但是一想到这是一项全国关心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任务，所以我们都全力以赴地参与了一切活动，愉快地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中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即分别判处不同时限的徒刑。可是当时全国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是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际国内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将怎么看，不能凭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这样，关于首犯杀不杀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讨论，老是定不下来，先提出江青、张春桥2人一定要杀，以后又认为不杀为宜，后来又说还是得杀。我们也决定不了，最后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去讨论，我也去参加了。政治局多数同志提出判“死缓”，即判处死刑，但暂不执行，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开始讨论时江华同志说。根据法律应该判处他们死刑，但是为了照顾国际影响，可以判为“死缓”，我在他发言后接着讲，赞成江院长意见，目前可能有人对这样判想不通，再过2年，特别是公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更多的人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判死缓。我说我们都是林彪、江青进行反革命活动时期的当事人，曾经亲身受到他们的迫害，正因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冷静客观地来处理这件事，要经得后代人的检验，我认为将来人们会承认我们现在这样判是正确的。

开始我还担心我们的意见，未必能取得全体审判员的一致同意，在当时那种全国齐声喊杀的气氛下，能否大家都转过弯来，审判员中还有几位民主党派的代表，他们又会怎么看，这些问题我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后来知道，我对此又是多虑了。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主要因为他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10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此外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20年徒刑。黄、吴、李、邱等人，1971年9月就被抓起来了，被关已近10年，陈迫达被关得更早，他的年龄也很老了；江腾蛟则是最早主动交代的，一直态度较好，只是他的罪行是谋害毛主席，太轻了人民通不过，所以分别判了16、17到18年的有期徒刑。

开庭以前的起诉书曾经写了30几稿，审判以后的判决书，同样经过了反复修改，次数也不下于30稿。开始的稿子在许多地方还是涉及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仍然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同林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扯在一起了。后来还是坚持审判时的做法，决不涉及路线问题，一律只提刑事罪行。最后才将判决书定下稿来。后来通过的判决书，内容比开始的起诉书去掉了三分之一，把那些立足不稳的事情都去掉了，如“长沙告状”问题，在起诉书中是很重要的一条，到判决书中却一字不提了。这样改的结果，就使判决书中的每一条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由于庭审工作拖了时间，在如何判决的问题上又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讨论，对判决书的内容作了不断修改，提法和文字上也再三推敲斟酌，整个审判工作的结束日期，就比原来预计的时间晚了好多，直到1981年1月25日才正式开庭宣判。当时定这个日子宣判，还有个考虑，就是赵紫阳总理即将访问缅甸等国，如果在他出国期间宣判，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太好。他在国外势必面临各方人士的询问，有些话说早了和不说都不好。所以必须赶在他出国以前结束这一审判。

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10名主犯，又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这天法庭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格外庄严肃穆，旁听席上早已坐满了人，都屏息以待地等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宣判。10名被告也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开庭以后，由江华庭长宣读判决书，因为判决书很长，有16000来字，江华同志读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由我接着宣读，这一部分的最后，就是对这批罪犯的判决了。江青这个人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刚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期2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由于这天是最后审判，不需要犯人回答问题，被告席上就没有安话筒，江青喊了些什么，许多人都没有听到，不过她正好冲着我，我听到她喊的还是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还有什么“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法警一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抑制住的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装的架子也没有了，显得十分狼狈和滑稽，使这个本来十分庄严的法庭里，出现了一点喜剧色彩和兴奋欢乐的气氛。我看到江青还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也是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以前，先说一句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才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可惜当时我没有来得及说，事后想起来总觉得有点遗憾。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10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又洋溢起了无法抑制的欢庆胜利的声浪，我作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内心也觉得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