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

彭真向中央写报告提出，1978年宪法失之过简，不如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修改为好

一个小插曲，香港报纸把宪法修改委员会全体会议消息放在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却放在第四版，彭真气得好久都不说话

彭真亲自修改宪法序言，在序言中通过历史的叙述，来说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彭真极力主张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并强调专政不能简单地说就是镇压

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重视保护公民的权利，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82年宪法（即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在1982年通过，故称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是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的主持下进行的。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参与了这部宪法的修改工作。下面，我就根据自己的记忆，对彭真在修改1982年宪法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及其贡献作一回忆。

一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有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1954年宪法是在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下起草的。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参与了这项工作。那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他在高校点兵，调了一批人，去帮助工作。这样，包括我在内的一批教师被调去了。

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南海。李维汉任秘书长，田家英是副秘书长之一。办公室下属有一个资料室，我们就是被调到这个资料室中，帮助整理有关中、外宪法的资料。同时为中央同志了解、学习宪法，还编了一些名词解释。后来全民讨论时各地讨论的材料上报过来后，我们也参与整理、汇编了这些材料。

据我所知，起草1954年宪法时，彭真不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但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列席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而且，1954年2月，或许更早一些，宪法起草小组（1954年1月7日至3月9日，毛主席率一个党内的工作班子，在杭州西湖起草宪法初稿，后来毛主席在讲话中称这个小班子叫作“宪法起草小组”）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成员有董必武、彭真、张云逸等人。当时，我和他没有什么接触。

1954年3月，毛泽东在第一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讲到1954年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到了1970年，差不多就是15年后，毛主席提出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建议。于是组成以康生、张春桥等人为主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公布出来。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林彪事件，修改宪法工作被搁置。一直到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时，才通过了这部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二部宪法。由于四届人大通过这部宪法是在1975年，所以又叫1975年宪法。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搞了第三部宪法，即1978年宪法。这部宪法是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叶剑英作的宪法草案修改报告。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问题，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79年初彭真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不久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开始主持我国的立法工作。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即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法律，并经1979年6、7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全部通过。这次会议还根据形势，修改了宪法，但仅仅是局部修改。

随着形势的发展，留有“文化大革命”遗风的1978年宪法被提上全面修改日程。在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再一次对宪法进行局部修改的同时，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负责全面修改宪法。

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决定修改宪法后，宪法修改委员会设立了秘书处，具体展开宪法的修改工作。胡乔木任秘书长，另外还有7个副秘书长，他们是叶笃义、甘祠森、胡绳、吴冷西、张友渔、王汉斌、邢亦民（叶笃义、甘祠森是民主人士）。秘书处成员最初有我、王叔文（法学家）、肖蔚云（北大）、孙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政法室）、李剑飞（全国人大常委会政法室）。孙立当过彭真的秘书，可能是在北京市的时候。后来，秘书处成员有所扩大。

起初，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是由胡乔木直接负责的，后来他生病了。他负责的这一段，主要研究的是宪法框架。他只是把我们找去，谈谈他的想法。我们开始研究，不搞序言、总纲，也是向苏联那样搞社会结构、国家结构、政治基础、阶级基础，但上报中央后，被打了回来。后来还是按1954年宪法的结构，搞序言、总纲。所以，这一时期，并没有拿出一个宪法草案的本子。

1981年夏天胡乔木生病住院后，彭真就直接抓宪法的修改工作。从这时起，我和他接触多了起来。

1981年7月16日，彭真给小平同志写信，请示宪法修改草案完成的时间，以便安排工作。彭真身边的班子，有龚育之、郑惠、有林、顾昂然、杨景宇等。秘书处的人就多了。胡绳、王汉斌等还是副秘书长，协助彭真工作。

7月下旬，彭真就宪法修改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内容主要是，宪法是根本法，主要在纲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创新，注意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1978年宪法失之过简，不如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好。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以，准备按此修改宪法。

9月初，彭真即率我们起草组上了玉泉山，集中精力修改宪法。我们住在9号楼，工作、生活、活动都在这里。彭真住在2号楼，他自己有一套生活，包括吃啊，理发啦。他定期或一个月或半个月地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顿饭。他来了，我们也不加菜，还是和平常一样。不过，他前面多两个小碟子，放了一些大蒜和大葱。

当时，我们起草组基本分成两摊，一摊是起草宪法报告和序言，另一摊是起草具体条文。副秘书长王汉斌、胡绳是两头挂。起草报告、序言的主要是找来的一些大手笔，如（彭真的秘书不包括在内）龚育之、有林、郑惠、卢之超等。打临时工的人不少，大概有朱穆之、胡绩伟、穆青、华楠等，他们断断续续地来几次。另外，还有顾明，他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有一次彭真说，顾明是没有任命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我们其他的人，包括王叔文、肖蔚云、项淳一、顾昂然、杨景宇、孙立，还有我，主要负责起草具体条目。我们之间也有分工。我负责的是国家机构部分。

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彭真经常请一些人来开座谈会。请什么方面的人，主要要看重点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开了不少座谈会。有一次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都请来了，如孙冶方、徐禾、苏星、薛暮桥、于光远等。我们还请过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如费孝通、钱伟长等。青年理论家如陈昊苏等也被请来过。彭真有时常邀请一些省市的负责人来谈。除了召开座谈会，还把稿子送出去，如送到中央、国务院各单位，让他们提意见，有时也发到地方，如地方党委什么的，征求意见。每次开完座谈会，我们都整理出了简报。

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彭真主要思考宪法修改中涉及的一些大问题。有时他直接给我们说些精神。有时则是把胡绳、王汉斌找去，他们回来后再向我们传达精神。我们是集体起草，一条一条地拟。起草了一稿就送过去，给彭真看。有时他改，有时不改，说这个问题还需要斟酌。有时我们送过去好几个方案。

按照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决议，宪法修改是有时间要求的，即召开下次代表会议时拿出宪法草案。但到11月初，我们起草组还没有拿出一个初稿。于是，彭真提出推迟修改宪法完成期限。这样，在11月底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彭真作了关于建议推迟修改宪法完成期限的说明，建议推到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拿出草案。

1981年11月下旬，我们按照彭真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拿出了宪法修改草案初稿。1982年1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这个稿子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起草组又提出了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这个稿子后经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批准，于1982年4月提交全民讨论。在全民讨论的基础上，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第五次全体会议又作了一些修改，到1982年11月底向全国人大提出，并于12月4日由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我记得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出现过一个小的插曲：彭真发过一次脾气。这次会议召开时，《人民日报》发了消息，但放在第四版的下面，且版面很小。而香港的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都头版头条，套红，大字登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彭真的秘书拿来《大公报》、《文汇报》给彭真看，他看后，非常生气，就把人民日报社长及总编叫来，剋了一顿。开会时，我看到彭真坐在台上，气得好久都不说话。《人民日报》第二天补发了消息，又登了一张照片，都放在头版头条。

1982年宪法不仅发扬了民主程序，而且坚持了党的领导。我们改一稿给中央书记处送一稿，中央书记处讨论了8次，中央政治局讨论了3次。后来，彭真说，报告上都没有说，因为这是党内的事，不需对外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