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田家英在浙江农村搞调研【3】

　　三

　　1961年2月6日，田家英和我接到电话通知要向毛主席汇报调查情况。我们经过10天调查，内容是大量的，但是如何综合分析，向毛主席提出建议，很不容易。田家英在和我商量时说了交心话。他说，如果如实反映公共食堂的情况，提出解散食堂的建议，他是感到有压力、有风险的。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他也曾经受到批评，记忆犹新。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对人民负责。坚持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如果汇报后要打屁服，就打我的屁股。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敢于向上面提出意见，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不怕受打击。我当时听了以后，很受感动。

　　果然，2月6日，田家英在杭州刘庄如实地向毛主席和在场的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等同志详细地汇报了两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我当时也在场。田家英着重谈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作了详细的汇报，并阐述了“五风”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和合生产队属富庶的鱼米之乡，水稻亩产由通常的600多斤，到1960年减至291斤，而上报亩产达2400多斤，这些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的心，他静静地听着，深深地吸着烟，边听边思索。田家英还在汇报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田家英这种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对我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后，在许多问题上都采纳了田家英的建议，并且讲了一些重要意见。（1）对克服“五风”问题，要彻底制止“一平二调”，停止瞎指挥，该退赔的要决心赔，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2）要给生产小队一点机动地，除自留地、蔬菜地外，再给小队3%的土地机动使用，可以多种多样。对自留地问题，几放几收，都有道理。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道理，要给农民自留地。基层干部要从反复中取得经验，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3）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么做工作，很有必要。（4）生产队的规模问题，和合生产队太大了，是否分成三个，或者把小队当作基本核算单位。（5）食堂问题，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有劳力而没人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部分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6）干部手脚不干净问题，处理要按群众意见办，群众允许过关的就放过；不允许过关的就撤职。这些意见。有些后来写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有些作进一步研究讨论，如食堂问题，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到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上半年经过反复比较才作出决定。

　　1961年3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了有中南、西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各省、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第一次经过调查研究，讨论和制订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会议。会前，组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起草委员会，起草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初稿，提交会议讨论。我当时也被吸收参加讨论修改工作。由于大家都经过调查研究；对多数问题认识比较一致，《六十条》草案在修改后顺利通过。在会上，毛泽东根据浙江、湖南、广东三个调查组的材料，以犀利的洞察力，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反对人与人、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一重要思想，成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和基石。会后，毛泽东在写给中央同志的信中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问题也是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次会议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

　　在广州会议最后一天，还通过了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在大会讨论这封信时，田家英边念信稿，毛主席边作解释，他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医生看病叫诊病，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调查研究，先搞清病情，然后开处方。过去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因此，第一书记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同时他又指出，经过调查，集中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起草了《六十条》，但这个《六十条》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是否行得通，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再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番。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只有经过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我们的认识才能切合实际，逐步深化。发给全国农村讨论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