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田家英在浙江农村搞调研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农村调查，是在毛泽东直接提倡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它不仅使各级领导干部了解了实情，发现和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而且促进了全党干部在思想作风上的转变，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我当时作为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按照省委的安排，参加了田家英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在浙江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全国人民建设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在内，对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经验，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不切实际地提出“大跃进”的高指标；不经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在全国范围开展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推行中又采取大搞群众运动、“反右倾”、“拔白旗”等错误做法，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干部特殊风等“左”倾错误迅速泛滥开来。这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减产。有些地方还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错误口号：如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大兵团作战，全民大炼钢铁，粮食高产放卫星、亩产几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干劲冲天，实际上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从1959年起，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三年经济困难的局面。

　　1959年，这些严重情况开始暴露，毛泽东发现后，在1959年两次郑州会议上，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进行了批评，并着手纠正“左”倾错误。1960年1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党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提出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开展整风整社；并于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着重强调纠正错误；必须要搞好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特别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通过调查研究，统一全党的思想，制定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扭转困难局面。

　　正在这时，从福建龙岩地区收集到一篇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文章——《关于调查工作》。这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是1929年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反对本本主义斗争的总结，内容是红军如何通过调查研究，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都作了阐述。毛泽东很喜欢这篇文章，认为这篇文章针对性强，对现实工作用处还不少，正是推进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后来在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中，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到会同志展开讨论，他亲自对这篇文章作了解释，强调调查研究是一个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他还要求省委领导同志全面彻底调查一个问题严重的公社，使自己心中有数，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自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两级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也要坚决改正”。“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毛泽东亲自抓三个省的农村调查，同时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领导同志都下去调查。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致信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的田家英，要他带一个工作组去浙江：田家英：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作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一向热心农村调查、对国家困难深为忧虑的田家英，深感责任重大。在毛泽东给他写信的第二天，即率中央调查组离开北京飞往上海，22日到达浙江省会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