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田家英在浙江农村搞调研【4】

　　　四

　　3月26日，广州会议结束之后，田家英和我马上返回了杭州，布置调查组开展《六十条》的宣传讨论和试点工作。田家英要求把《六十条》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公社党员和社员听，解释和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我们在嘉兴县，嘉兴地委集中了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三级干部800多人，讨论《六十条》，大鸣大放，提了很多意见。我觉得从群众关心的问题出发，同群众一起学习、讨论政策，是个很好的办法。

　　当时时值春耕，调查组在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分成两组，一组指导群众春耕备种，一组总结试行经验。白天，忙试行，忙农事，在实践中掌握材料，积累经验；晚上，组织干部社员开座谈会，逐条逐款讨论《六十条》，弄清群众的真正意见。如食堂问题，《六十条》草案提出办常年食堂或农忙食堂，大家讨论结果还是停办了食堂，将粮食按定量分到户。再如，小队规模问题，经大家反复讨论，五星将原7个生产小队分为11个生产小队，这样易于管理，解决了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和无偿调拨生产小队财产问题（即“一平二调”）。并实行以生产小队为经营核算单位，推行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一奖（超产奖励）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超额奖励的分配制度，同时确定社会最低口粮标准，重新给社员划了自留地等等，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在试点期间，我们调查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富阳县有一个生产队，在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的把持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现象。田家英知道后，立即赶到那里。详细了解情况后，召开大会，作长篇讲话。他揭露了这里一些惨不忍睹的事情，当他说到“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时候，哽住了，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最后，他宣讲了《六十条》，并对这里如何讨论和试行《六十条》提出具体意见。在县委的领导下，加上调查组的协助，这个生产队很快恢复了生机。

　　浙江农村的调查试点工作于5月3日结束。田家英回到北京，参加了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解决了食堂、供给制山林分级管理、干部作风等问题。食堂问题，原来是“应该积极办好食堂”，广州会议草案是“可采取多种形式，有条件的仍应积极办好”，经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调查提出意见，最后改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供给制问题，原来的办法是“三七开”，即供给制部分占30%，按劳分配占70%。经过调查，认为对五保户的社会保险部分是合理的，应予保留，而每个社员都享有30%供给制，是“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因素，应该改正。新补充的内容有山林问题，主要是制止大破坏，明确责任制，允许把国有和公社所有的山林划给生产大队所有，大队可以把小片的零星的山林分给生产队和社员所有。有些专业林不宜于生产队经营的可组织专业队经营。还有对公社各级干部应具有的工作作风和方法，综合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外，对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直到1961年9月，毛泽东自己去邯郸作了调查以后，才明确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是生产队，而不是生产大队，明确指出，生产权在生产队，而分配权在大队，这是严重的平均主义。到1962年2月，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才明确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小队）。这些农村政策的重要改变，较好地解决了当时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纠正了平均主义，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从包括浙江调查在内的许多调查组的农村调查，到5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反复讨论修改而形成的《六十条（修正草案）》，对扭转农村严重困难的局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六十条》仍然有不足之处。在60年代，它也不可能突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而且后来还被陈伯达等人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但是它的历史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它不仅在当时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农村形势，而且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农村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农业生产仍能正常进行，这同《六十条》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六十条》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也体现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思想，其中，田家英领导的浙江农村调查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六十条》的由来时，介绍说：“制定农村工作条例，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个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一下，搞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倡议的，是别人倡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1961年的农村调查，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大的调研活动。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的调研活动，是我党重视农村工作、重视调查研究的一个缩影。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