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前前后后【2】

记者：1979年5月下旬，您曾下乡搞调查研究。那次下乡您都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些什么？

池必卿：那次下乡，我去了铜仁、毕节两个地区，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没有带什么厅级干部，只带着秘书、省政府的处长和农业厅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一共六七个人，乘一辆面包车下乡了。

我首先去的是铜仁。当路过瓮安时，我看到已经成熟的小麦没有人收割，感到非常奇怪。到了铜仁，也是如此，更生疑问。我问地委书记张青天究竟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为了粮食高产，省里下令种小麦，农民种了，但不会吃，就象吃大米一样，不好吃。农民不愿种小麦，愿意种油菜，因为油菜卖的钱多。我问他，你向上级汇报了吗？他说已汇报了。我当即告诉他，可以改过来。

随后，我到了毕节。在那里，我听了农业的情况。这年，毕节遇到了旱灾，农业大减产。地委书记禄文斌向我汇报工作时哭了，说灾荒没有希望。我告诉他，有希望。我立即给省委副秘书长王振江打电话。这时，马力出国了，苏钢也不在，我告诉王振江，只许听我的，不能提意见，马上调粮食给毕节。三四天后，粮食就经六盘水调到毕节了。禄文斌看到粮食高兴了。我因生病，在毕节呆了几天，就回贵阳了。

回到贵阳后，我立即召开会议，指出农民不吃小麦，城里人也不欢迎，为了高产，让农民种小麦不实事求是。农民种油菜收入高，有了钱可以交税。我提出，应该从贵州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会议宣布不种小麦，种油菜，少数吃小麦的地方，只要愿意种，也可以种。团省委书记对我说，这一下改得好。我问他，你们从前为什么不提意见？他说，我们不敢提。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多数人都不敢提意见。以后，全省范围基本上由种小麦改种油菜了。

记者：因为马力生病，实际上，您从1979年下半年即担负起了省委的主要领导工作。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在贵州领导“包产到户”改革的？

池必卿：1980年4月8日至5月8日的黔东南之行，更促使了我下决心在贵州领导一场顺乎民意的“包产到户”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贵州某些地方的一些生产队已经开始搞包产到户了。不过，由于受中央和省里的政策限制，他们是在偷偷地搞。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这次会议前，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曾给胡耀邦提出，是不是取消“两个不许”。胡耀邦说，起草文件的人都不同意，他再做做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个文件，虽然仍提出“不许分田单干”，但将“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也不要”，即“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有所松动，允许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地区搞包产到户。

1980年4月，我去黔东南之前，党中央对包产到户仍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心里也没有底。我再次下乡，主要是从实际出发，重新研究农村的生产关系。

黔东南是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且十分贫困的地区。我在这里停留了1个月，走了6个县、市。呆的时间较长的是岑巩和黎平。

在岑巩，我呆了12天。岑巩由于大搞农田水利和繁育良种，特别是社队搞了定产到组，自1977年到1979年连续3年粮食增产，年均递增8.8%。但是，因为作业组只管到上半年秋收，其后秋种就松了。原生产队又不过问，以致去年冬天板田板土多，今年春耕生产较迟缓。这里的情况表明，适当调整生产关系很有必要。但春耕缓慢的现象说明：农民实际上关心的是如何“定产”，其核心是作业组内如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反映出这里的定产到组的责任制还不完善。

在黎平，我住了8天。黎平县委向我汇报说，这里有81%的生产队已经包产到组，定产到劳或到户的有7%，其中尚重区一个公社90%的队搞了包产到劳。县委曾派一名常委带工作组去纠正，不但没纠正过来，这位常委反而认为包产到劳加强了岗位责任制，有利于生产。我听完汇报后，为看个究竟，就去了尚重区。尚重区是贵州的主要林区之一，离黎平县城约50公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省委书记到此考察。区委干部告诉我，这里搞包产到户的队已占到20%，育洞公社从60年代困难时期到现在一直在搞按“人六劳四”划地。去年搞了包产到户的，都兑现了“包产交集体，超产全奖或奖七成、五成。”因为尝到了“交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甜头，农民还想继续搞。现在是队里要求分，公社也同情，区委胆子小，县委箍得紧。为此，区里准备召开各公社书记会，安排“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抓春耕，纠包产到户”。我当时不赞成搞“斗争”，头脑里总是在想那位县委常委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尚重区委邀我在他们的会上讲话，我没有答应。回到黎平县城，我立即给县委打了招呼，不要再搞什么路线斗争，当前春耕大忙，如纠正包产到户，会影响生产。这时，我脑子里已出现了一个“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已不可避免，早解决早主动”的计划。

在玉屏，省革委会副主任从贵阳给我打电话讲，北京来人说包产到户不对，是否纠正一下？我当即告诉他，不要纠正。现在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开个电话会议，强调各种形式不改变，或包产到组，或以生产队为单位核算，谁种谁收。

当时，玉屏县委书记也正要纠偏，我说你不要纠偏，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省委有决定，你不能违背。

记者：1980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有四位副总理提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在贵州、云南、内蒙古、甘肃4个省、自治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当时贵州是怎样落实这一精神的？

池必卿：那次全国计划会议，省计委主任冉砚农参加了。他回到贵阳后，要求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我当时正在黔东南的黎平县进行调查。本来省里早有规定，第一书记不在的时候，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均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我打电话给留在贵阳的常委同志，要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他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他不开。5月11日，我从黔东南回来的第三天，立即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就贵州可以不可以实行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讨论。

为把包产到户问题讨论透，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得时间较长，共讨论了9个半天。

我在会议上首先报告了黔东南之行的情况。我讲了7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调整生产关系问题。我说，“要领导有步骤地调整，使生产规模和管理形式适应贵州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春耕大忙已到，对已形成的多种组织管理形式都维持现状，不要再纠。”“省委要把调整生产关系的领导权拿过来……”。

在讨论中，主管农业的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朝文说，他刚从惠水回来，那里已有20—30%包产到户，看来这是农民的要求，因此，赞成包产到户。

省委副书记吴实和徐建生也表示赞成包产到户。吴实讲，如果我是农民的话，我也主张包产到户。徐建生说，不能再当“顶门杠”了，应该允许农民包产到户。

我开始没有表态，只是在插话中表示支持包产到户。最后，我看到苗族干部（王朝文）、南下老红军干部（吴实）、当地汉族干部（徐建生）都同意包产到户，根据多数同志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作了结论：为了调动农民种植粮食和农作物的积极性，只要多数农民有这个要求，我们应该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不要再搞“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记者：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达成了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共识，最后是否以决议或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

池必卿：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虽然同意了农民可以搞包产到户，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需要征求广泛的意见。正因为如此，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省委又立即召开了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传达讨论省委的决定。

9个地区的市、地、州委书记都赞成包产到户。最后，这次会议起草通过了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以省委38号文件下发全省执行，它规定了坚持公有制，实行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等内容。

这个文件草稿最初只写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内容，省委副秘书长、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基拿来草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同意加上了“也可以包干到户”的内容。当时，这位起草人认为，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有着本质区别。

包产到户是先估个产量作为包产，等实际产量出来后，用实际产量减去包产，两者之余额，除上缴国家、集体的外，剩下的是承包人自己的。

包干到户是不算细帐，交了上头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个月后，省委又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讨论贯彻执行省委38号文件。当时，只有一个县委书记发表了不同看法，绝大多数拥护省委的决定。

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至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的这段时间里，我听到赵紫阳在四川搞包产到组、万里在安徽凤阳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一些靠近四川的地方的地委书记给我提出四川都包产到组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我还听到历史上安顺地区镇宁县属的一个区，曾处分了20多个同意包产到户的干部；铜仁地区德江县由于不允许包产到户发生了农民逃亡他乡的罢耕事件；毕节地区毕节县某个生产队已搞了包产几十年，对上一直隐瞒，连地委书记禄文斌也不知道，曾去查了多次，总说是集体搞。这次才公开。这些事件表明，调整生产关系是广大农民的意愿，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调整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