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前前后后【3】

记者：这是不是说是1980年5月的地委书记会议通过了省委38号文件，最终决定了在贵州搞包产到户？当时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怎样呢？

池必卿：是的，是那次地委书记会议决定了在贵州搞包产到户。当时中央对包产到户还没有定论，只是说特别穷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贵阳曾对我说，华国锋同志还没表态。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才明确地说，只要土地公有，就不应干涉，应该允许包产到户。杜润生马上把邓小平的这句话寄给了我。我们搞包产到户有了依据了。

记者：1980年9月14日—2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委第一书记会议，重点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您在会上发了言。后来，人们说您在会上说了一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的话，直到现在，这句话还在北京、贵州广泛流传。您能说说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池必卿：好的。那次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争论的很厉害。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首先讲了云南包产到户的情况，说要使三分之一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大家都愣了。一位省委书记甚至说，讲了这么一通，根本听不懂讲的是什么！

一天，安平生碰到我，对我说，你也发发言，我说我今天发。

那天，我发了言，讲了贵州包产到户的情况。我讲时，东北地区的一位省委书记插话说，贵州包产到户搞的怎样不知道，反正我们那里不能搞！

华国锋问了一句：贵州那么穷，和西北一样？我说：贵州比西北还穷。华国锋说，这是新情况。

会下，我对那位省委书记说，你今天点了我们的名，能不能不点名。我们可否达成一个协议，互不干涉？他说，好的，可以。

会议重新开始后，我接着讲贵州包产到户的情况，同时也讲了与东北地区那位省委书记达成的口头协定。散会后，那位省委书记埋怨我点了他们的名，我说你也点贵州了。后来，中央办公厅发的简报上把我说的互不干涉的话给公布了。当时，这在北京还成了话题。后来我说的“互不干扰”被传成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了。

记者：1980年，贵州全省开始推行包产到户改革。当时，党中央对贵州的改革持什么态度？

池必卿：总的来说，中央是支持的。1980年12月，我来北京开会时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胡耀邦阅后批给了万里副总理。胡耀邦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此外，一天晚上，我在中南海小礼堂看电影，万里看到我说，池必卿，你干的好啊！这等于中央同意了贵州包产到户的做法。1981年党中央发了一号文件，肯定了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此后，一直到1985年，连续5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讲农业问题，规定联产承包制15年不变。

记者：农村改革，涉及到人们的利益问题，总不会一帆风顺。贵州在推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吧？

池必卿：是的。在地委书记会议以后，安顺地区的坪坝县出现了几个生产队由于水利问题没有解决好，县委书记不赞成对这几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致使这几个生产队的农民也要罢工出走。省委工作组组长、组织部副部长张化有给我写信反映此事，我阅后批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县委书记，因为有点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拒不执行党的政策，致使农民罢耕出走，这种行为不改行吗？”为了帮助这位县委书记提高认识，这个批示只发给了安顺地委书记程远武，没有扩大范围。后来，这位县委书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在推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我们打算留下岑巩县，让他们继续搞原来的包产到组。另外，还想让全省差不多是最好的生产队——遵义县马家湾保留原来的生产队核算制。但我们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实现。岑巩县因受全省包产到户的影响，农民又不赞成包产到组了，强烈要求县委改为包产到户，县委顶不住了，就改了。马家湾的农民在有地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讨论了两个大半夜。一位农民还提出假设，说如果包产到户后，我们的水稻产量由现在的亩产800斤提高到1000斤，也不允许我们包产到户吗？最后，大多数农民赞成搞包产到户，那位地委书记也不得不同意了。这样，到1980年底，贵州全省就实行了包产到户。总的来说，包产到户，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1年全省农业因灾减产，1982年粮食增产了30—40亿斤。油菜籽和烤烟增产的幅度更大。吃不饱饭的农民也由原来的占农村总人口的70%下降到30%左右。

记者：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后，有没有再出现新的问题？

池必卿：出现了一些。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后，我又下乡，发现少数干部在公有的耕地上盖房子。包产到户后，土地归农户使用，但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是集体公有的。在耕地上建房，是一种侵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为。这个问题出现后，省委立即发出通知，责令各地纠正。黔南州贵定县一个退下来的前县供销社主任在耕地上建了房子，县委拿他没办法。我知道后，立即通知县委用推土机给推倒，并让纪委讨论对这位干部的处分问题。非法占用耕地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困难，虽然省委和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到1985年我离开贵州时，全省只大约纠正了一半多，还有40%多的非法占地问题没有得到处理。另外，还出现过破坏水利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不久就解决了。

总之，在贵州领导实行联产承包制，这是我晚年根据邓小平理论干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已过去了近20年，实践证明干得对，干得好，十分有意义。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