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2】

二、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共党内的分歧和争论

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和斯大林谈话精神，中共积极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然而，中共党内对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新方针的意见却不尽一致，其中的分歧主要是在国共关系和军事战略方针两个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否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党内分歧和争论的背景逐渐转换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探讨和解决的主题。

抗日战争伊始，红军出兵问题即引发了中共党内关于国共关系和军事战略方针的争论。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对国共关系和红军作战方针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中共应对国民党继续有原则地让步，采取不决裂的方针，在政治和组织两方面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页。）张闻天指出，“红军是党军”，“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红军的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来决定，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页。）其他与会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个人看法，“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等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389—390页。）。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洛川会议决定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见。而在红军作战方针问题上，毛泽东坚持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周恩来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任弼时提出红军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彭德怀则强调“游击战和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可见，当时中共党内未能达成共识。

抗日战争爆发时，整个局势尚不明朗。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鲜明地提出中共的抗战主张，这本身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并争取领导权的政治宣言。8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专门研讨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张闻天认为，“目前投降主义危险在增长。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反对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投降主义（洛甫（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事实上，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蒋介石统制中共的企图和削弱红军的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中共内部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无原则迁就国民党的倾向依然存在。及至11月间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抗日战争呈现危局。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号召“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1—396页。）。共产国际曾提醒中共在国共合作中要对国民党保持警惕，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的政治主张和纲领口号，在共产国际看来显然有“左”倾的嫌疑。这也是季米特洛夫派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的背景和动因。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王明借传达共产国际新方针之机，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一系列观点和主张：

（一）中共要承认国民党在全国是领导的优势力量，不能急于提出无产阶级领导问题，“而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中共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因此，王明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他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保存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共同纲领外，各有不同的主张，各有不同的组织”。国共“磨擦可能在总目标下减弱而不会消灭，可以因力量的不同而在民主原则下解决谁占优势的问题”。（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1937年12月9日），《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1页。）王明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见解与9月间、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二）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是国共合作抗日，将来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王明提出，中共“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不是苏维埃”。中共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抗战胜利共同建立新中国。这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我们必须拿住国民党抗战到底，对国民党带教育的态度，但不要表现出来”。“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1937年12月9日），《王明言论选辑》，第540页。）王明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和见解，基本符合11月11日斯大林谈话精神。

（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国防军队。这是王明8月10日在共产国际专门会议发言的主要观点，季米特洛夫曾表示赞同。王明主张中共“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对于中国的军队不是说旧军队不行，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编了”。“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分裂军队的统一”。同时“要保存红军的独立”；中共要将军队扩大到30万，但方式上不要使国民党害怕。王明进而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群众组织，中共要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合法来组织群众”，否则无法扩大统一战线。（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1937年12月9日），《王明言论选辑》，第536—538页。）这与10月10日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大体一致。

（四）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王明从全国抗战的军事方针出发，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而11月11日斯大林谈话提出，在装备和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八路军作战方针是采取游击战。王明对中共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的认知显然是他个人的观点。

从总体上讲，王明的报告一部分体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一部分是他个人的观点和主张，主要是针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反对意见，尤其是反对中共公开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倾向于拥护蒋介石和迁就国民党，维持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十二月会议加剧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党内的分歧和争论，王明的意见“占上风”。毛泽东同意王明报告的基本精神，明确表示过去中共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他同时强调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他坚持认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刘少奇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2日）。）。而大多数与会者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十二月会议虽未形成最终决议，但中共中央还是按照会议精神开始工作。12月28日，中共提交共产国际的报告表示，政治局会议“一致地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一些经验教训，纠正了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772页。）。事实上，中共党内的分歧和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十二月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出王明、周恩来等前往武汉同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事宜，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共谈判情况。1938年1月9日，季米特洛夫致信斯大林并转呈中共的电文称：“1.目前国民党没有收到共产党人关于参加政府的任何请求。国民党表示希望请共产党人派自己的人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群众运动和工会，但就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2.国防全会，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在战争时期以有限的形式表达人民的意见。”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1页。）2月17日，斯大林指示：“支持政府，但是不参加政府——这必须是我们在当前阶段的立场。”至于中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斯大林提出两个方案：“（1）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2）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联合会不要加入共产国际。” （〔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页。）国民党提议在国共两党外组织共同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毛泽东主张中共赞助三青团作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王明对中共加入三青团持谨慎态度。直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仍认为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但蒋介石拒绝中共党员跨党加入之方式且坚持两党合并，国共谈判无果而终。（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28—630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436—437页。）由此，斯大林设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方案被束之高阁。

1938年1月间，国民党在武汉掀起所谓的“一党运动”，中共党内开始警觉起来。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认为，蒋介石国民党不承认国共合作，中共“过去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主张“各党派的联盟，有共同的纲领，允许党的独立存在”；坚持中共要拥护统一的中央政府，不能反对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口号；提出“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7日、28日）；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著：《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9—331页。）。毛泽东则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强调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提出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毛泽东传（1893—1949）》，第512—513页。）。张闻天重申，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必须时时保持戒心”，“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洛甫（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卷，第546—547页。）王明坚持十二月会议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表示：“关于统一战线与党的问题，我同意王（明）、周（恩来）意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1904—197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82页。）王明意见再次“占上风”。毛泽东提议王明留延安工作不再去武汉，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王明直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3月11日，王明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未经请示中央书记处公开发表。毛泽东将其视为一个纲领，非常之恼火。（郭德宏编：《王明年谱（1904—1974）》，第382、385页。）

从十二月会议到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中共党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的话语权和对中央政治局决策的影响力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以中共中央或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宣言、谈话和文章，其中不乏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但在未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或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这是违反中共党内组织纪律的行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人分散各地，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在延安的人数，王明借助中共党内权力运作中遵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人意见形成决议的组织规则和程序，挑战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的权威。长江局直接向华中、华南以及华北等地发出指示，给人留下欲与中央书记处试比肩的印象。例如：1938年1月28日，王明等代表长江局批评中央书记处未经国民党备案即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郭德宏编：《王明年谱（1904—1974）》，第375页。），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作出最好的注脚；3月21日至4月2日，王明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交国民党，而对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置若罔闻，（郭德宏编：《王明年谱（1904—1974）》，第386—388、392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219—221、222页。）以个人意见作为中共中央意见来处置国共关系；7月间，王明不同意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借口文章太长而拒绝在《新华日报》刊发，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长江局殊难执行（郭德宏编：《王明年谱（1904—1974）》，第411—412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明长期滞留苏联，对中国革命缺乏切身体验和感受，在中共党内亦缺乏根基和历练，从他回国后的言论和做派即可见一斑。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是了解的。季米特洛夫派王明回国的本意是希望他帮助中共切实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曾告诫他“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参见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王明本人是共产国际代表但并不能代表共产国际，而他却以莫斯科的代言人自居，与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闹意见分歧和搞组织独立，从而造成中共党内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这显然违背了共产国际的初衷。“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共中央究竟应该在谁领导下开展工作，需要共产国际作出选择。

中共党内在国共关系和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其实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否坚持独立自主的问题。因为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不仅受制于抗日战争的格局，而且与统一战线中国共关系的状况密切相联。王明从维护共产国际理论权威和苏联安全利益出发，注重中国政权和军队的统一，不惜迁就国民党以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国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无从消弭；毛泽东站在维护中国革命切身利益的立场上，关注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和发展，强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并争取领导权，然而国强共弱的现状难以迅速改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在贯彻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的过程中，中共事实上奉行“以和为贵”的理念，对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究竟正确与否固然是由实践来检验，但同时也需要共产国际进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