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3】

三、共产国际、斯大林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基调

抗日战争新阶段来临，国共关系出现逆转。根据王明提议，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关系的情况。中共希望通过沟通和协调，争取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

1938年四五月间，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报告，详尽地阐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8日拟定书面报告大纲的口头说明和补充，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作报告。）。报告指出，中共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还有某些不足的地方，工作方式上存在着缺点”。十二月会议以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许多进步与发展。中共认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且是战略性质的改变，与苏维埃革命时代的任务有基本上的改变；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均在其次；在统一战线中，各党派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该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与和缓内部的矛盾与磨擦；在统一战线中，党应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是善意的，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国共之间某些磨擦在十二月会议以后逐渐减少，“使统一战线得着发展与成绩”。（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4月14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报告认为，国共合作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中共的“仇视观念”。国民党竭力要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甚至企图“吞并”共产党，使其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派别。（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57—58页。）报告提出，加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尽力巩固中共的领导力量，使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能够起更大推动和领导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必要的批评与斗争，以推动并帮助国民党进步。（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4月14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任弼时的报告大纲暨补充说明，既有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思想、观点，又有王明、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见解、主张，在突出强调十二月会议精神的同时，集中反映了中共探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成果，因而为共产国际所接受和认可。6月11日，共产国际就中共报告通过的决议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下所灵活实行的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致使国共两党重新进行合作，使各民族力量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共产国际决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也不能是以限制参加这一战线的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有责任在切实实行孙中山进步原则方面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大胆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排除，而且首先要求全面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共产党本身”。中共应该特别注意党内团结和集体领导，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应该加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进一步开展敌后的游击运动”，“建立一些游击运动的基地”；“应特别注意克服一切想把八路军和新四军孤立起来的企图”。（《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97—101页。）共产国际为国共合作设置的前提意味着，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并非是无条件迁就国民党，而是要通过加强中共党及其军队的建设来保障国共合作。至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关于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有的学者认为是“依据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意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有的学者提出，任弼时肯定王明及其思想观点，“只是策略手段”，“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批准中共的报告大纲（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43页）。有的学者认为，任弼时赴莫斯科就中共党内解决王明问题寻求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比较顺利，是“因为主要分歧本来并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存在”（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六七月间，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时会谈，就中共党内团结和中共领袖人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16页。）

8月初，王稼祥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意见。根据共产国际决定和季米特洛夫建议，中共七大不在计划时间内召开，而是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毛泽东说：“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0页。）在中共七大上，他又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对其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评价：“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等全面部署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总体战略，既是中共与共产国际沟通与协调的结果，又是中共党内斗争达成妥协的产物。

（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同时选择性地接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问题的具体策略口号，共产国际肯定和支持中共的政治路线。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吸收王明的部分思想和观点，承认“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宣示中共愿与国民党不但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从而突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长期抗战，长期合作”“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指导思想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03、611页。）。王明的会议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同时重提“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并且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指称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见 （《王明言论选辑》，第594、629页。）。在探讨总结抗日战争实践经验的过程中，中共领导层对处理国共关系实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异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肯定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意见，要求中共“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应对国民党采取一系列“斩奏”策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540页。）。王明起草的政治决议，表达了中共“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放弃“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法。政治决议同时指出，中共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去反对危害党、危害统一战线、危害抗战事业的‘左’右不正确的倾向”，要求各级党组织不轻易“乱加同志以‘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而没有采纳毛泽东关于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意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762—764页。）因此，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和王明起草的政治决议是中共党内分歧达成妥协的政治方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致电共产国际，感谢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和帮助，说明中共实现了由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性的转变，表示仍将“实行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坚定不移地进行长期的抗日战争，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02—103页。）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给予充分肯定和热忱支持。1939年4月，《共产国际》（俄文版）刊登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

（二）在共产国际、斯大林支持和帮助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初步解决了中共党内团结和统一领导的问题。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由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实际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王明回国，打破了中共党内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共同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格局。十二月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兼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4人组成。十二月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周恩来、博古7人组成，仍由张闻天负总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9人组成。十二月会议决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日常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 （《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卷，第529页。）会议还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下设秘书处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5人组成（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736—737页。）。从十二月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共党内形成王明（书记）与毛泽东（主席）分享最高权力的局面。季米特洛夫对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表态之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不再设常委会，而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日常性的办事机关和代表中央经常性的领导机关，实际上是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的秘书处，由毛泽东负责（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768—769页；参见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695—697页。）。张闻天渐渐淡出中共权力核心。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中共七大的决议，但对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作了些改变，即将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不要另外的工作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而且，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王明失去赖以发挥权力的平台，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莫斯科既没有留用张闻天，也没有看好王明，而是支持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开始受到中共领导层大多数人的拥戴。按王明的话来说就是：“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王明言论选辑》，第639页。）共产国际高度评价毛泽东，称其为“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之一”，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参见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3页。）。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为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组织支持和制度保障。

（三）按照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谈话精神，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党内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存在分歧，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共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王明则强调阵地战和运动战而轻视游击战。斯大林谈话曾提出中共领导八路军采取游击战的思想。在中国抗日战争近一年之际，共产国际充分肯定了中共在华北地区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明确指示“共产党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一切能力来进一步开展敌后的游击运动”，并且根据八路军在山西取得成功的范例来帮助其他地方建立一些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98页。）。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从抗日战争的总体上来看，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是，没有游击战争，也将不能战胜日本。“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共两党在战争问题上的合作就是战略分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毛泽东认为中共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有18项好处，举其要者为“扩大我军的根据地”“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2—553页。）根据华北游击战争发展的情况和经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针对王明在会议的发言中表现出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态度，基于对中国国情和抗日战争特点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认为，抗战时期，中共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20页；参见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第388页。）。在斯大林、共产国际鼓励和支持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军事方针和战略部署为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十二月会议以来中共党内的政治分歧进行了总结。按照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谈话精神，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未纠结于党内的是非纷争。毛泽东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毛泽东对王明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贡献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王明只是“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519—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