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摘要：共产国际、斯大林在国共之间寻求平衡，设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要求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联合蒋介石南京政府抗日，避免国共关系破裂，同时对国民党保持警觉性和独立性，注重发展中共的力量。中共党内对国共合作抗日达成共识，在国共关系和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争论的焦点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共探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最终获得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赞同和认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得以部署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这既是中共与共产国际沟通与协调的结果，又是中共党内斗争达成妥协的产物。

关键词：共产国际；斯大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探讨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而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系的研讨相对薄弱（罗平汉：《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孤立”及原因》（《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论著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为研究对象，从背景到主题转换是一个突出问题。本文拟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共产国际、斯大林为中共设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的思想和内涵；二、共产国际、斯大林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角色和作用；三、共产国际、斯大林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部署抗日战争总体战略的指导和帮助。

一、共产国际、斯大林为中共设计新方针

共产国际、斯大林设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范畴，其主导思想是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转而采取联合蒋介石南京政府抗日的政策。共产国际新方针的提出和中共政策的转变，经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逐步得以实现。

20世纪30年代初，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成为共产国际的历史重任。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确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中共逐步实现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937年1月19日，针对中共党内在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中存在“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本身被看作是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而“同西安人的合作被当作是反对南京的同盟”的倾向，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策虽已转变却并不彻底，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办法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不正确的。中共应该实行的方针是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70—271页。）。共产国际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中共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初，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就苏区改制和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谈判。鉴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和中共策略的变化，1月20日，共产国际提出中共苏区“从苏维埃体制转变为在民主基础上的人民革命管理体制”的建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74页。）。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提议，由张闻天草拟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39页。）。这是对国民党的重大原则性让步，意味着中共将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2月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暂时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作哪些根本改变的具体声明”，担心中共的政策变得太急、走得太远，党内外的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按照斯大林的意见仍然采纳了中共的建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2页；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2—63页。）2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第一次公开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3月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以中共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相关决议为基础，“调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两党在准备和实行联合抵抗外来侵略者方面的合作关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4页。）。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为中共从苏维埃革命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提供了基本遵循。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0日，共产国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党的任务。王明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有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的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只要蒋介石国民党“将其政策坚决地向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方向转变”，中共准备承认国民政府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

季米特洛夫同意王明的意见，强调中共曾为建立中国的苏维埃和苏区而斗争，现在需要在政策和策略上“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搞苏维埃的问题，而是保卫中国人民使之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的问题。中共的任务是为争取在民主基础上团结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同时，在苏区改制和红军改编政策的变动中，中共面临蒋介石的“手腕和权术”“包围策略”等困难和危险。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中共党内工人比例不大。中国党的文件中的一些方针含有使中国党和党的干部“堕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的危险性，并可能导致某种涣散”。因此，“需要有对国际形势很有研究的新人来帮助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根据会议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原则以及十项政治纲领（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25页。）。共产国际在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性的同时，又非常担心中共在政策的急剧转变中出现失误。因此，季米特洛夫决定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等回国加强中共中央的领导力量，切实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方针。

共产国际新方针出台之际，中共中央也在探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张闻天和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主张对国民党采取既“联合”又“孤立”的双重方针，代表当时中共党内的主流思想。9月下旬，针对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中出现无原则迁就国民党的倾向，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醒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问题上，要提出适当的口号与要求，不要太高太左；要坚持以现在抗日的国民政府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不要设想另外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要树立国共长期合作，在三民主义基础上共同实现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不要作一时打算和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对国共合作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同时，季米特洛夫还要求中共中央注意摆正抗日与民主、民生的关系。（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27页。）

10月10日，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共问题的专门决议，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认为坚定不移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力全面加强这一战线，“是战胜日本军阀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政治、军事方面和在新的工作方法上重新教育老干部，从群众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中提拔新干部；强调中共必须采取措施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团结一致和绝对忠实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在其他军队中的影响；提醒中共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各种敌对势力在党内的破坏活动和恐怖手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9—10页。）

11月11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等在克里姆林宫会谈，从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规划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和方针。首先，中国党革命的任务，就是“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进行必胜的战争”，争取自由的中国，反对日本占领者。斯大林提出，“中国人应当用什么方法与外部敌人进行战斗，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场战斗结束时，就会出现他们应该用什么方法进行内战的问题”。中国现阶段的抗日战争是民族革命，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现在很少有机会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中共进行阶级革命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事情。其次，中国党的政治方针，“最基本的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参与领导”，而且“最主要的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不是没收土地”。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要求中共“必须规定捐税以满足战争需要”。再次，关于中国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斯大林指出，八路军应该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这可以通过组建预备团来充实现有师的形式做到”。另外，“既然八路军没有炮兵，他的战术就不应该是正面进攻，而应该是迷惑敌人，诱敌深入，从后方袭击敌人。应该炸毁日军的交通线、铁路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3—15页。）斯大林在谈话中强调中共党内要搁置理论争议，共产党要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并争取领导权，进而将中共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几乎是逐一点拨到位，比共产国际决议更具有战略指导性和实际操作性。

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启程回国。同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在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05页。）

共产国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的出发点是反对法西斯侵略，落脚点是维护苏联安全利益。面对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威胁，苏联需要在东方寻找拖住日本的力量。鉴于中共和红军力量比较弱小，斯大林选择了蒋介石。他指出，由于日本人对蒋介石军队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中共党内一些人中产生了一种错误认识，即“如果日本人粉碎蒋介石，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便能左右国内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斯大林最担心的是，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者苏联和西方大国拒绝援助时，他就会寻找同日本人妥协的途径。蒋介石同日本人合力对付中共，中国红军将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苏〕瓦·伊·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5—36页。）因此，斯大林在抗日战争中采取军事上援助蒋介石抗日、政治上扶植中共发展的两面政策，尽力维持国共合作以抵抗日本侵略，从而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共产国际为中共设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未能摆脱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城市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其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亦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即，共产国际提出中共放弃苏维埃运动，为党和红军赢得了休养生息以重新积聚力量的机遇。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国民党合作抗日，避免国共关系破裂，同时提醒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警觉性，争取社会各界群众，发展党和红军的力量；要求中共加强党内团结，注重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这些对于维护中国抗日战争大局，发展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斯大林关于中共革命任务、政治方针和军事战略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中共理论准备不足的短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为中共由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