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工业企业法》的起草【2】

1983年12月，彭真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我和顾明去了。彭真同志说，小平同志下了决心，并说耀邦总书记意见也一致，倾向于实行厂长负责制。不久，全国化工等三个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在会上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意见。下面许多省表示赞成，也有一些省表示怀疑。彭真同志说办事要有理有据，先出去调查研究。1984年1月29日—2月27日，他率领工作组用了20多天时间在浙江、上海、江苏作调查。我是春节后去参加的。

彭真同志搞调查的办法主要有：

一、开调查会，包括各种各样的调查会。他带了一个很大的工作组，由中组部、中宣部、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经委、人大等部门的人员组成，其中，国家计委有顾明，经委有我，人大有宋汝棼。

二、找人谈话，找主要领导谈。在企业法调查中，彭真同志抓工作比较细。和领导人谈话他亲自谈，座谈会他亲自主持。开座谈会前他总是要找我们碰碰头，问问我们的意见，在纸上写上几句话。他和领导人谈话一般我们都参加。他是先听人家的意见，然后再讲自己的意见。他非常谦虚，很尊重下面的意见，而且喜欢听不同意见。他还有一个作风就是好多事情亲自干。他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信封都是自己写的。

1984年3月24日，彭真同志回来后，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将他在浙江、上海作调查期间，就草拟国营工厂法的问题，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部分国营工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等有关同志，以及调查组的同志的谈话整理成《关于草拟国营工厂法的谈话要点》，报送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同志。他在《谈话要点》中指出：我们管大工厂有30多年近40年了。几十年来，我们已有很多经验，有了比较完整的一套，但总觉得工厂的领导体制还不很理想，主要是党、政、工三者的关系、分工如何摆得更合适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还要继续探索。现在中央倾向于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一点说，工厂任务、计划的贯彻执行和生产的指挥、经营管理工作由厂长负责。我们接触到的同志绝大多数都赞成这样做，也有些同志持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实行“厂长负责制”，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也不是原样恢复一长制，而是要党、政、工三家搞好分工，各尽其责，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完成厂矿的任务。许多同志提出，国营工厂领导体制，不仅涉及企业内部党委、行政、工会之间的关系，还涉及许多“外部关系”，如同国务院主管各部门、同地方政府和企业同企业以及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国营工厂法不可能把企业外部存在的复杂关系和问题全部解决，但是必须解决一部分，否则因为缺少外部条件，“厂长负责制”也无法实行。3月25日，小平同志阅后批示：赞成。工厂法最好早点搞出来。

4月，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国营工厂法起草组的汇报。顾明、宋汝棼和我作了汇报。耀邦同志听了汇报说，这回我明白了。过去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无人负责，无法负责，厂长也无力负责。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弊端给总结出来了。中央书记处这次会议上就决定：对厂长负责制进行试点。

5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常州6城市搞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并把我们起草的草案附后。虽然是要求6城市试点，实际上许多省也试了。

7月14日—8月3日，彭真同志率领我们工作组到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继续调查研究国营工厂法的问题。

彭真同志为什么又带我们去东北呢？他的意见是抓两头。江浙地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时间长；东北地区，一开始就是厂长负责制，学中长路，有典型意义。这次我们在东北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东北与华东不同，知道厂长负责制的利弊得失，过去批评过厂长负责制，这次害怕再受批评。彭真同志给他们做工作，指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要发展商品经济，企业要走向市场，这是大势所趋。最后大家还是同意了。

8月8日，我从东北回来，经济日报的同志找我谈，并以我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谈话，题目是《认真贯彻厂长负责制》，其中许多是彭真同志的意见。

9月20日，彭真同志在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就国营工厂法问题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国营工厂领导体制怎么搞？实际有不同意见。一种制度，实行了几十年，要改，怎么能没有不同意见？！需要进行客观、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对不同意见认真研究。工厂法从到我手算起，已经五年半了。现在，到定案的时候了。中央翻来覆去考虑的结果，工厂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还是由厂长负责。那么，党呢？党要管党，要管方针政策。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这次工厂领导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工（包括青、妇）三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无论哪个方面的积极性没调动起来，都肯定搞不好，搞好也是暂时的。要使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得到加强，得到改善，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把工厂办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他提出，11月、12月拿出一个国营工厂法草案，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重视这件事。

1984年9月中旬到10月，北京市委受彭真同志委托，对制订工业企业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1984年10月，国营工厂法起草组又分华东、中南、西南三路调查，征求对《工业企业法》（讨论稿）的意见。11月，他让我带一个工作组去成都、重庆，我们学习彭真同志的方法，开座谈会，搞个别调查。11月17日，在江苏常州召开了全国试点工作会议，我主持会议，宋汝棼、顾明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会上引经据典，把苏维埃时代兵工厂的三人团都拿出来了，一直到陕甘宁边区怎么实行厂长管事情，职工代表会、工人代表怎么进行民主管理都提出来了，后来还专门出了一本书讲厂长负责制的历史。这些历史材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泉生查出来的。这次会议于12月2日结束，开了半个月，还对企业法草稿又进行了审议、修订。

这次会后，我和宋汝棼、顾明又去了苏州、张家港等城市调查。

总之，这一年在彭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4次调查，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还进行了一批试点，我们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以及各地反映的意见，把1980年的工厂企业法草案作了修改，并在原《工厂企业法草案（草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国营工业企业法（讨论稿）》，规定，“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受国家委托，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统一领导，全权负责。”“管理委员会讨论企业的经营方针、长期规划、年度计划、重大技术改造计划，作出决定或提出建议，报主管部门审批；协调企业各方面的步调；讨论决定厂长提出的其他重大问题。”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法，“讨论稿”规定为“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维护合法权益等民主权力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