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工业企业法》的起草

搞工业企业法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1978年12月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他提出立法，举出各种法规，其中就有工厂法。

彭真同志1979年一恢复工作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后又出任副委员长。他为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找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和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我谈话，提出要起草两个法规：工厂法和经济合同法。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决定成立由国家经委牵头的起草小组。这样，1980年我们就着手起草国营工厂法，并提出了草案。

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出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长期以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可以实行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一句话，就是要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小平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后很高兴。可是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邓小平文选（1965—1982）》出版时，小平同志说去掉这一条。一直到1987年为纪念“七一”报纸上发表这篇讲话时又补上这一条。

1980年10月18日，彭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59个部委和北京市参加的关于起草国营工厂法、经济合同法座谈会，彭真同志就如何起草工厂法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工厂法搞什么？要调动四个积极性，一是中央各部的积极性，二是地方的积极性（省地县市都包括），三是工厂的积极性，四是职工个人的积极性。……特别是工厂与职工个人的积极性，工厂法如不能调动这些积极性，工厂法就不能算是成功的，或不能算完全成功。现在是见钱眼红，中央、地方各分多少，没个法是不行的，凭良心是不行的。工厂法的订立要从实际出发，要解决问题，这是个出发点，不能抄外国的。我们有什么实际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有我们的国情，但是外国的经验要吸收。现在要先搞调查研究，调查有什么问题要解决。

1980年11月，根据彭真同志的建议，中央59个部委组成16个调查组，分赴四川、江苏、上海、辽宁、京津等16个省、市、自治区，对制订工厂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各调查组根据调查情况，综合了各地对企业领导体制问题的三种意见：大多数同志主张继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部分同志主张实行厂长负责制；部分同志主张实行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2月中旬，派赴各地的调查组陆续返回北京，并于12月29、30日和1981年1月5日举行汇报会。彭真同志出席了12月29日的汇报会，他在听取了汇报后讲话指出：工厂现在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去掉“分工”二字，也就是要把厂长的权力扩大一点，另外，实行厂长负责制也可以写上，供讨论用。至于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是暂不写为好，等试点成熟以后再说。

1981—1983年，中央有关部门经中央批准先后出台了4个条例，即《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1981年7月13日）、《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82年6月3日）、《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1983年4月1日）。这4个《条例》虽然都起了好的作用，但是，4个《条例》坚持的仍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而且中间的规定还有不一致的地方，执行起来遇到困难：最主要的是党政工职责不明、工矿生产管理多头领导和“党不管党”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工厂企业法草案出台后，也只好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