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2】

我原来在汉口，没有职业。一九三○年四月，汉口的党组织派我到上海学无线电，我非常高兴。组织上因为经济困难，只给了我十五元钱路费。当时我在一个小旅馆里已经住了很久，积欠了十几元房钱和饭钱，这十五元钱就是全部交了也不够，只好把蚊帐拿出去当了两元八角钱，又在两个穷同乡处挤出了十元钱。和旅馆结帐后，剩下的钱还不够买船票的。由于水手的帮助，用了“看黄鱼”的办法，我才坐上到上海的轮船离开了武昌。到上海时，我身边只有一角多钱了。下船后人生地不熟，一家饭店的接客的过来提起我的行李，要我去他们那里住下。到了饭店一看，每天房钱竟高达二元九角七分，我怎能住得起！只好拿出一件夹袍子去当了四元钱，第二天就搬到一个小旅馆去了。又过了一天，李强（化名张振声）找到我，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安心住着休息，等他派人来接我。后来是王子纲来把我接到静安寺路西摩路口一处小阁楼中，同伍云甫住在一起。因为这间阁楼住两个人实在太挤，又搬到赫德路一个稍大的亭子间住下。从此我就安下心来开始学习。

教我们的老师就是张沈川（化名沈哲）。因为伍云甫比我先来，他也能帮助我。我们的学习用具只有一个电键、一个蜂鸣器和一块干电池，再加上几张纸和两支铅笔。我们俩轮流着一个发，一个收，“滴滴答”、“答答滴”，天天都是这样练，真是够单调的。两个月以后，买来了两付耳机和一个矿石收音机，可以收听徐家汇天文台的气象资料，才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兴趣。学习了四五个月以后，我们的收抄能力已达到每分钟110—120字，这时就可以上机工作了。

在我们学习期间，二房东看到我们整天在家里“滴滴答”、“答滴滴”地忙个不停，感到有些奇怪或是不放心。有一次他问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说因为没有找到事做，想学学无线电这门技术，以后也好找个职业。他又问我们在哪个学校学习，我们说没上学校，只是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每月给他一些车钱。当时上海这类情况很多，所以二房东也就相信了。

学习期间，组织上给我们每人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费（房租不算在内），除了吃饭所剩不多，还要订一份报纸，买些生活必需品，因此生活过得比较艰苦。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就挤伙食费，长期都是每天买一把小白菜，一块豆腐，或者一块“日本”咸鱼充当副食。如果买两角钱肉，就一定要放在菜篮子上面，好让二房东看到我们也能吃到肉。我还记得过端午节的那天，正好没有米了，八、九点钟还未举火。二房东来到我们屋里，问我们：“吴先生，今天过节，你们吃什么好的呀？”这一问把我们都问愣了。伍云甫很机灵，即很随便地回答说：“今天我们不做饭，有个朋友约我们到他家里过节。”我在一旁听了觉得好笑，又补了一句：“到时候了，我们该走了吧？”这样就把二房东催走了。我们出门到马路上转了一圈，中午回家时送钱的同志还没有来，只好找出一件衣服当了一元钱，跑到远一点的小面馆里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和一个烧饼。剩下的钱买了一点米面回家做晚饭。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想到我们是在为革命学技术，就觉得这种生活非常有意义，也不觉得苦了。

在学习期间，我们一般不外出，也很少和别人通信，为了保密，对外写信总是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因为这些地方在厅门口都设有一个信袋，服务人员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间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厅门口的信袋内，让收信人自己来取。当时我们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做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务们以为是有钱人的来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二房东对我们这些外地的年轻人没有信件来往，曾经发生过怀疑。因此，我们还常常自己写信从外面投邮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