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3】

一九三○年九、十月间，党中央决定从各地抽调一些同志来上海集中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租了一幢楼房，挂出了一块“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张沈川教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财务。此时，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一些同志已陆续回国，其中一部分同志在这个训练班中担任了教学和领导工作。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陈保礼（沈侃夫）教机务；毛齐华等都是教员。当时各地派了十六个同志来学习。学生对外的名义是工人，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这个“工厂”没有隆隆的机器声，也不进原料，不出产品，进进出出都是些中青年人，于是引起了侦探的注意，他们曾借故来查过两次。

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这个训练班终于被敌人破坏，张沈川、方仲如、陈坦、石光、苏刚达等二十人被抓走了。那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已先后分配工作，所以没有被捕。伍云甫走到弄堂门口，看到二楼窗帘已打开（暗号），就没有进屋。涂作潮当时提着一个油漆桶，走到“工厂”门口，法国巡捕以为他是油漆工人，要他“滚开”，所以也没有被捕。被捕的二十人虽经上海市公安局、南京军事法庭几次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人承认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人泄漏党的任何机密，可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据《危害民国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规定判了刑。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的十七人，六年六个月的三人。其中陈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四同志都因患恶性痢疾，得不到治疗，两年内先后在狱中病逝。陈保礼同志临终前不断地说：“要听‘妈妈’的话！”就是要大家听党的话。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这四位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好同志仍然使我们深深地怀念。

从两次办训练班的实践证明，在国民党统治区集中办训练班是很困难的，还是采取分散训练的办法比较好。

我是在一九三○年十月结束了学习生活，被分配到电台工作的。电台设在慕尔鸣路，由毛齐华夫妇兼作掩护人。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有大衣柜、梳妆台、烤火用的电炉，以及花瓶、古书、麻将牌等等。收发报机放在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电炉是用来掩饰通讯用电的。为了避免发报时邻家的电灯闪跳，引起人们的惊慌和敌人的注意，我们总是等到深夜一点到三点才工作。

读者都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吧，那是一部反映了真实情况的影片，我们看后感到很亲切。当时，我们每天晚上都是那样紧张地工作，非常仔细和准确地把每一个字发出去或收下来。记得在我调到电台以前，张沈川在这个电台工作。一九三○年八月间，他得了伤寒病，发高烧，医生让他休息。可是这部电台只有他一个报务员，怎能休息呢？因此每个深夜他都由别人扶着上机工作。结果病情日重，吃了药也不见效，以致引起了医生的怀疑。他的这种苦干精神，使我十分感动，并下决心向他学习。

我们的任务是负责与香港的电台联系。我们和香港电台的同志虽然相隔几千里，而且从未见过面，但通过工作建立了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感情。彼此都非常关切，非常熟悉，连彼此发报的手法都能辨认出来。后来香港电台的同志被捕了，我感到非常悲痛。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个同志名叫邱德。

三十年代初，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党中央急需和各根据地直接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组织上决定要我筹建新的电台，准备直接同江西的红军通报。与此同时，党中央派涂作潮等同志进江西根据地。涂等原准备和敌军师长张辉瓒的家属一起进江西根据地，因为张辉瓒在国民党对我第一次“围剿”时，任前敌总指挥被我活捉，他的家属愿意为我们护送无线电器材和人员到江西根据地，以换取张辉瓒的生命。但行至南昌得知张辉瓒已被苏区人民处决，于是涂等便冒着极大的危险赶回上海。他们回到上海一星期以后，中央又决定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我三人到江西根据地去。在这之后不久，中央还派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派喻杰生等同志到湘鄂西根据地，去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

我和涂作潮、伍云甫三人是由党内交通护送，绕道香港、汕头、福建，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的。在我们之后，中央还先后派来了几批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同志，现在记得的有王逸群、岳夏和杨兰史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