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也是克服了种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地发展起来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今天我们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已经发展到具有相当规模并正在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可是对五十多年前创业的艰难情景，如今了解的同志已是不很多了。我曾参加过一些早期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为了使大家了解当时的情况，现在把我所记得的和张沈川等同志提供的一些史实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以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党被迫转入地下进行斗争；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在一些地方相继取得了胜利。在党的“六大”以后，工农红军不断扩大，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我们仍处于被敌人封锁、分割的状态。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与工农红军的领导，为了帮助各地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立通讯联系，迫切需要把无线电台建立起来。早在“六大”结束时，周恩来同志开始抓了这项工作，恩来同志在莫斯科时，就鼓励毛齐华等同志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回到上海后，他又立即分别约李强、张沈川同志谈话，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李强原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学过无线电。他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组织上决定他去学电台机务时，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困难是很多的。李强接受任务之后，即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了所需的零件、发动机和其他材料，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方面的书刊。他躲在赫德路的一所房子里，按照刊物上介绍的线路图，同张沈川一道钻呀、锯呀、焊呀，先学着组装收报机，然后再装发报机。

张沈川原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让他去学报务，他坚决服从。可是到哪里去学呢？当时只能自己想办法。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就改名张燕铭跑去报了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了。入学后他才知道，这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为捞取“外快”利用机关的房屋开办的学校。张沈川在这里学习了六、七个月，学习期间他非常勤奋刻苦。那些“老师”们看他已能上机工作，便在他们夜间外出游逛时要他代班，他也乐于尽“义务”，因此他们的关系搞得还不错。学习期满后，学校允许他留在那里实习；实习期间他不仅不要薪水，而且还非常负责，所以既得到了“信任”，又学到了技术。

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张沈川利用几个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把它交给了党组织。同年夏天的某晚，他在代班时，收到广西第四军用电台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报，内容是李明瑞师长要财政部长宋子文拨给购运书籍款三千元，交给张沈川（张沈川和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熟悉）。那时广西方面正在酝酿反蒋。张沈川取得现款后立即交给党中央宣传部，购买了大批进步社会科学书刊运往广西。不久，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三个学生被派到第六军用电台实习，他们是受过特务训练的。当他们在检查前两个月的收发报底稿时，发现了这份明码电报，当即向总司令部密告台长“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于是台长被撤职。张沈川事前离开了电台，没有惹到麻烦。

张沈川离开电台后隐蔽了起来，同李强在一起继续学习。他除抄收公开电报以提高收报技能外，还跟李强学着组装收发报机。一九二九年冬天，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他们终于组装成功了第一部电台。他们利用这部电台同其他的业余电台试行通报，效能良好。同时，张沈川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的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后来，党又派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过电台业务的黄尚英同志来和他们一起工作。同年十二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一九三○年一月初首次同上海进行了成功的通报。这就是我党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可惜黄尚英于一九三○年八月病逝，年仅二十岁。

李强和张沈川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母机”，他们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第一批培训是采取学生分散居住，分散教学的办法，我就是这个时候的学生。当时参加学习的还有王子纲、伍云甫（吴竞生）、曾华伦、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同志。但是除王子纲、伍云甫外，其他同志我都没有见过面，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王子纲，也只见过一次，以后就不来往了。当时在上海，党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为了绝对保守地下通讯的秘密，电台的同志终年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一切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