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的初创工作【2】

　　尽管苏联对我们很友好，但有些科研单位就不让我们参观。有一个很小的原子能研究所，也只让钱三强等少数几个人看了看，说是国防系统，要保密。在莫斯科的访问结束后，我们到列宁格勒，参观当地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有关的十月革命遗迹和纪念馆，参观结束后回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仪式。随后又乘专列到基辅、乌兹别克，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参观了伊尔库茨克和西伯利亚科学分院，然后回国。

　　我们在苏联参观访问了三个多月，于5月底回到东北。为了综合各学科的参观记录，在长春小住，由刘大年和汪志华起草给中央的“访苏报告”，最后由武衡修改定稿，上报中央。在这期间，我们还顺便对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科研人员只许看俄文书刊，其他外文科技书刊都被锁了起来，理由是其中有西方骂斯大林的文章，不准看，来了个因噎废食。我们到苏联参观，人家首先让我们看图书馆，藏书多少，备有多少外文书籍期刊。书刊是重要的武器，一些最新的尖端的东西都是首先在期刊上披露出来的。因此，苏联科学部门把这看成是科学水平的标志之一，而不搞闭关自守。我们才开始搞科学，经验不多，正需要很好地向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学习，不看外国的科技书刊怎么能行呢？后来又了解到，全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和扩大了情报研究所和图书馆，并且规定各种外文资料邮来以后，要求在一周内把有关的“内容提要”整理出来，送到科学家的研究室，就是受到这一启发的结果。二是科研机构不宜轻易搬动。我在长春时，物理化学所和仪器馆的负责人向我诉苦，这两个机构都是从上海搬来的，原来的基础很好，长春的条件也不错，搬一次家折腾三年都恢复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当时，刮起了一股搬迁风，外地的科研单位都想搬到北京。于是我们便作了一条规定，原有的科学单位能不搬的一律不搬，刹住了这股歪风。后来，科学院在兰州建立分院，吸取了东北的经验，就是先抓建设，盖房子，安装机器和水、电、煤气，等一切科研工作条件就绪了以后，再从北京、上海等地调人来，不搞大搬家的做法，避免了由于搬迁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是张德生，他对我们的建院工作很支持，我们还请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第一任院长。

　　“访苏报告”写出以后，我由长春返回北京。这时，已是炎热的7月了。

　　回到北京，稍事休息，由我向胡乔木同志作了两次访苏汇报，之后，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交了书面报告。根据中央指示，便着手科学院的整顿工作。从党内系统来说，科学院属于中宣部直接领导。具体和我们联系的是中宣部科学处。科学院的一切重大的决策，都事先通过中宣部传达给我们，再通过院党组在全院贯彻执行。科学院的最高会议是院务会议，每次开会都是郭沫若同志亲自主持。郭沫若同志对科学院的工作十分重视、热情。我和郭沫若同志早在1927年就认识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我们参照苏联科学院的做法，首先采取组织措施，设立了学术秘书处，委托钱三强和武衡负责组建，选人的标准是：（1）年轻能干的科学家，包括各个学科的人才，如柳大纲是搞化学的，张文佑是搞地质学的，叶笃正是搞气象学的，叶渚沛是搞化工冶金的，还有贝时璋、钱伟长等，都是知名的科学家。（2）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当时，在我们的科学家中党员甚少，整个秘书处十几名科学家中，党员很少。事实证明，这些科学家都是很好的同志，后来绝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国科学事业的骨干力量。不久，又建立了各个学部的办事机构，恽子强任数理化学部党员学术秘书，过兴先任生物地学部党员学术秘书，赵非克任技术科学部党员学术秘书，潘梓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党员学术秘书。院学术秘书处建立以后，首先抓了科学院各学科的调查摸底工作。他们通过各个学会，对于各门学科进行了摸底，感到问题很严重。我国过去大都是一些轻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化学、生物学、医学、工程力学也有一点基础，但很落后。重工业方面问题更多。有些新技术，如半导体，我们根本不知道，只知道锗是从烟囱里弄出来，却不知道怎么用。电子学根本没有，高分子也很缺乏，搞植物学的人最多，但都是搞分类学的，连研究真菌的都没有。地质学方面有点基础，李四光同志抓得很紧，但是比起156项建设项目的要求，相差甚远。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地质资料都远远不能满足。总之，我们好多门学科没有，有些学科有点基础，也是少这缺那，很不完全。这就是我们的家底。了解了这个家底，就心中有数了。这对以后制定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对于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人员进行了摸底，对每一个人的学历、经历，有哪些论文、著作和专长，都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人有真才实学，也有在理论上能行，实践上差劲的，还查出了极少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这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区别对待，量才使用，扬长避短，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