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的初创工作【3】

　　对科学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我们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刘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表示赞同。在会上，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一再强调要做好团结科学家的工作。后来，中央又专门就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作了批示。中央对科学院的工作很重视，很支持。这时我向西北局指名调两个同志到科学院来工作，一个是郁文，一个是柯华。郁文当时在新疆办报，任中共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调来后任科学院人事局局长。柯华当时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暂时离不开，调来后又被外交部要去。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我们首先召开了科学院党的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贯彻中央指示，接着抓了科学院建院工作和建立学部及学部委员会的工作。这里说的建院，首先是找地方，盖房子。当时北京市长是彭真同志，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梁思成，他们对科学院的建设非常关心，热情支持。一开始，他们提出要把科学院的大楼盖在北郊的黄寺前后，为的是使之与天桥、前门、三大殿、景山、钟鼓楼，用一条中轴线串起来。有点像过去建立魁星阁的做法，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他们把图纸拿来，让陈毅同志、郭沫若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考虑到那里是旧城郊区，既没有电，也没有地下水道，一切建设都得从头开始，既费事，又费钱，又浪费时间。后来，党组研究决定把科学院建在中关村，靠近北大、清华这些学校。那里地下水道、煤气管道都是现成的，建院比较方便。而且，搞一些学术活动，交流情况都很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科学中心。北京市委也很慷慨，干脆把中关村，一直到西直门、大钟寺那么一大块地方都给了科学院。这时，科学院采取了一项措施，原有的单位尽可能地不搬家。这条经验是在长春做调查时取得的，科研单位一搬迁就要耽误很长时间的科研工作，而时间就是速度，所以先在全国设立三个分院：上海分院，包括南京科研单位；东北分院，包括长春、大连的科研单位：西北分院，几乎是平地起家建起来的。各地对分院的建立都给了很大的支持，保证了各分院的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

　　在建设科学中心的同时，还创建了科学院的情报研究所，扩建了图书馆。情报研究所所长是袁瀚青，他很热心此项工作，订购了很多资料，苏、英、美、法等世界各国的杂志期刊都订了，而且在收到邮件以后一周就把有关的“内容提要”整理出来，送到科学家研究室，工作效率很高，充分发挥了情报工作的作用。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头脑发热，不讲科学，把情报所也交出去了，甚至将已经持续招考了两年之久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也取消了。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实在可惜！

　　关于在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会的工作，在设立学术秘书处时就开始了。由于对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进行了摸底，这一工作搞起来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一些搞社会科学的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著作，但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人不进学部不太合理；同时科学院党内有一些人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太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学部成立大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全院设立了四个学部：物理数学化学部，生物地质学部（包括医、农科），技术科学部（包括工业应用、工程等），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部机构成立以后，把名单一公布，科学界感到震动。科学界的重心就进一步倾向于科学院了。在这以前，许多科学家认为科学界的真正领导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科学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认为科学院是共产党办起来的，并不懂得科学。他们之所以不得不到科学院来，其目的是要钱，要人，要编制，要房子。个别人还以全国科联和科学院分庭抗礼。学部一成立，他们看到学部委员都是科学家，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名字，这一来他们觉得真正有了得力的依靠。此后，中央又规定了一些照顾知识分子的办法，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三反”“五反”中的某些错案也得到了纠正，影响很大。全国科联的活动减少，到了1958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全国科联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这以前，国务院为了加强对科学规划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后来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委，由聂老总挂帅，以政府的名义管理科学工作，从此，我国科学工作走上了正式轨道。

　　建立了学部，工作很得力，很方便，但是各学部中党员太少，真正懂得科学的党员只有几个人，有的研究所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据当时统计，科学院本部总共只有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11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没有党员副所长，因此建党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我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人，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需调到156项工程搞建设，党员干部很缺，调不来，安子文也无能为力。我只好自己想办法，在北京市找了一些半休养半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些干部身体不大好，但是多少还懂得一点自然科学，党的领导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到科学院来可以起点沟通党群关系的作用，还是很有用的。例如，边雪峰就是我找来的，后来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我又向陈毅同志要党员干部，陈毅同志对科学院的工作十分重视，他说你这一摊子比一个方面军还难搞，我给你从复转军人中找些干部吧，后来果然调来了一批。此外，我也学习在西北局团结使用党外人士的经验，直接依靠科学家，对他们信任、尊重、放手，鼓励他们主动地积极工作，这办法果然有效。

　　1955年春天，在召开学部成立大会之前，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回访我国，同时，也是应邀来参加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的。团长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冶金专家巴尔金。巴尔金到达北京以后到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医生作了检查后向领导汇报，说巴尔金的心脏病很严重，随时都可能死去。陈毅同志听了很紧张，把我叫去，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陪同巴尔金访问，要照顾好；二是抽一些人跟着他，向他学冶金技术。随同前往的有冶金部副部长刘彬，东北金属研究所所长李薰，搞化工冶金的叶渚沛，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等。我们跟巴尔金从北京到南京，又到了上海、杭州，然后又由上海到长沙、太原、阳泉转了个大圈子。巴尔金不愧是个“高炉大夫”，他每到一个钢铁厂，不管多高的炉台，都要爬上去。那时，我们刚开始建设高炉，经常出毛病，不是结渣，就是出不了铁水。请巴尔金一看，很快就找出了问题，炉口高了、低了、大了、小了，照他的意见一改就好了。巴尔金在中国转了一个大圈，东跑西颠，什么大病也没有发生。这里还应当特别说说叶渚沛。他是福建人，曾留学南美，是冶金、化学的多面手，他很注意冶金工业的综合利用，认为矿石都是综合体，除了炼铁，还应当把其他的东西也收回来。解放初期，他在冶金部工作，宣传自己的观点，因和苏联的一位专家意见不一致，因而不受重用。吴玉章同志就把他推荐给我，于是就留在科学院工作，这次陪同巴尔金参观访问，收获很大。巴尔金曾经看过叶渚沛的学术论文，对他很尊重。巴尔金回国后，我对叶渚沛说，给你成立一个研究所，由你调人，他非常高兴。后来，他在石景山钢厂附近建了一个小高炉，定名为化工冶金研究所，这可有用武之地了。以后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在参加攀枝花矾钛矿的建设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个很有贡献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是苏联特务，把他整死了，实在令人痛心。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会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议期间，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政治局领导同志都坐在台下听科学家的发言，体现了党对科学和科技人员的尊重和重视，使到会的所有科学家深受鼓舞。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影响很大。会后，许多在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许多中国籍科学家都陆续回到祖国参加建设。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是这时回来的。这批科学家回国，大大加强了我国的科技队伍，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对头，注意了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政策也比较稳定。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争取在十二年内在各个主要学科方面赶上或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