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的初创工作【4】

　　1956年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以及对我国科学现状的调查结果，向我们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出发，迅速制订一个发展科学的远景规划，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我国科学事业。这就是后来制订的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又叫“十二年规划”。当时，我们的家底很薄，国际上许多先进的尖端的东西我们没有，原来的一些东西发展得也不平衡，为了解决国家大规模建设事业的长远需要，在制订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时，我们遵循了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方针，既认真考虑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又不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大体说来，科学院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关主要应该解决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则根据其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理论问题，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搞这个远景规划的指导思想就是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根据总路线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以任务带科学”。这个口号自然有一些局限性，比较侧重应用，这也是当时实际情况决定的。后来为了吸取苏联制订科学规划的经验，还特别请来一位苏联总顾问拉扎连科。他本人是搞技术科学的，专业为电火花加工，而且他自己曾经参加过制订苏联科学院科学规划的工作。他给了我们十分有力的帮助。当时，给我和拉扎连科之间当翻译的是赵同。赵同在制订“十二年规划”中是起过重大的作用的。但这个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完成，主要是科学院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后来实践证明，这个规划基本上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到了1963年，这个规划就大部分完成了，其中，不少项目都是提前完成的。这一计划实施，使我国科学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许多学科，如半导体、电子学、原子反应堆等都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空白，有的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十二年规划”制订过程中，我病了，许多人都以为我要去见马克思了，我也觉得不行了。于是，我把过去保存的许多文件、资料作了处理。在病倒以前，我就曾经向分管科学工作的陈毅同志，以及安子文和张际春同志提出请求：“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不能继续这项繁重的工作，调换一下工作吧。”陈毅同志说：“老马识途，继续干吧。”我说我是老牛破车，拉不动了，再干下去要耽误工作。经过我再三请求，中央才同意调我到国务院二办，由张劲夫同志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后来，中国科学界在科学院党组的领导下，提前完成了“十二年规划”。同时，在聂总的领导下，“两弹一星”上了天，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令人欢欣鼓舞。

　　我的工作关系转到国务院二办以后，我就病倒了。经大夫诊断说我是疲劳候症群，又说我患有进行性的大脑动脉硬化，建议我到青岛疗养。从1956年夏天到1957年冬天，我在青岛疗养了一年半。等我回到二办时，林枫同志因患心脏病休息了，二办的工作由张际春同志负责。我回去以后，因考虑到我的身体不好，张际春同志就让我在二办分管卫生、体育工作。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