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2】

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史

在一次关于我的“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一书的座谈会上，牛大勇提出一个意见：“对几次转型的外部因素、国际环境要给予一定的注意。”我是很认同这个意见的。把中国当代史置于全球背景下来考察，这是当代史研究者应当有的大视野。极而言之，离开了对中国所处国际背景的认知，不可能得出一个中国当代史的完整图像。

所谓国际背景，有两大因素最需要注意：一是冷战，一是全球化。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之中。这种战后格局不仅制约了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而且对中国国内政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后来的几次重大政治转轨都可以看到国际因素的影子。1953年之所以走上仿效苏联的道路，虽然不能归结为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但不可否认，东西方冷战格局和被封锁禁运的国际环境限定了中国选择的余地。因朝鲜战争而强化的安全考虑和苏联工业化援助的到来，是促使决策者推行“一化三改造”整体部署的重要因素。1956年至1959年中国政治多次戏剧性的转向中，更可以看到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东欧局势演变的直接影响。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然而，这种探索很快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打断了，这就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转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波匈事件给中共领导人造成的阴影。另一方面，苏联问题的暴露和苏联领导人相对弱势也强化了毛泽东的赶超意识，演绎出一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走上所谓“继续革命”的不归路，与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不无关系。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意识形态的分歧绝不可轻视。在当时，反修斗争成为国内政治的最高使命，在一种同仇敌忾、激进亢奋的政治氛围下，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完全是符合逻辑的延伸，而对外封闭的国度则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

考察中国的发展不能不引入国际因素。自50年代起，中国因西方封锁禁运而被长期排斥于世界主体市场之外。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交恶，向苏联单向开放获取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渠道也中断了，中国的工业化与战后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中国的工业化积累方式，即依靠国家强大的动员力量，实行强制性国民储蓄，所谓“勒紧裤带搞建设”，不能说与这种封闭环境没有关系。客观地讲，中国的封闭是外力强加的，但也不能说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分时段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的余地的确有限。近年来有学者批评说，抗美援朝导致了中美两国长时期的对抗。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即使没有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对中国新政权的敌视，新中国更不可能从美国获得所需要的援助。事实上，中苏结盟使中国获得了两个方面的好处：一个是安全方面的，一个是经济援助方面的。然而，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内外政策日趋激进，特别是60年代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政策，“两个拳头打人”，背离了外交常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使中国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封闭，坚持认为战后世界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对外政策目标不只服从国家利益，而且包含支持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国内长期处于一种备战甚至临战状态，造成国力耗散（参见徐金洲：《1969年开始的全军临战状态何时结束——兼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与临战状态的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当然，我们不能做事后诸葛亮，当时的安全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倾多大国力投入备战。直到70年代初，才开始谋求改善这种安全困局，从50年代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到70年代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对外战略发生了大转弯。这首先是形势使然，倒退回50年代，美国总统跑到中国来寻求和解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决断，在安全挑战面前，意识形态不得不做出让步。这次对外战略调整带来了一个额外的成果，就是为中国此后的对外开放开辟了通道。公道地说，没有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启动的中美解冻进程，就不可能有1978年的开放条件。1978年，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打通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

人们或许没有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与调整国际战略，这两件事在时间上不是同步的。1978年谋划对外开放时，非但没有立即放弃反而利用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构想，甚至把中美关系推进到准联盟的水平。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西欧国家也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强大，愿意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同时，在经济上，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过剩资本急于找出路，迫切地想和我们做生意。（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内部资料，2004年，第126、124页。）正是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邓小平很清楚，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都只能从欧美日等国引进，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这些国家开放。这种考虑也制约着改善中苏关系的节奏，即在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的前提下逐步推动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到了80年代中期，对外战略调整才逐渐成形。首先是对世界大势做出新的判断，提出相当长时期内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正是在这个基本战略判断下，进行了百万大裁军，以集中国力发展经济。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消除了安全上的主要威胁；同时对外政策淡化意识形态纷争，打破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僵局；推行不结盟政策和全方位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国际经济组织，为中国赢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80年代的外交布局是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转到为国内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战略机遇期”，那么什么是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只有机遇没有挑战吗？我们看到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好几次都是转“危”为“机”的。战略机遇不会白白送到你手里，还得看战略谋划。这方面的历史是很值得发掘的，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末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1978年大批官员和专家出国考察看到的景象和带回来的信息，对领导层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这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原始动力之一。随后的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市场规则和制度；国际竞争的引入，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开放还提供了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资源和客观参照，引发出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新想法。全球化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有学者认为，中国最近30多年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利用了成熟的现代技术和自由贸易的世界市场。换句话说，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个话有道理，当然并不全面。解释“中国奇迹”不能只归之于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其实更为重要。全球化不只是机遇，也带来新的挑战。中国经济不是过去的独立孤岛，而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以往更容易受国际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更多的国际摩擦和冲突，以及国际资本的狙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离开了对国际背景的分析便难以全面描述中国的发展问题，这对当代史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

当然，开放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不只限于经济，而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尤其是观念的演化。1978年之前，中国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度，不止老百姓，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也没有出过国。今天的中国已经高度开放，据统计，2014年中国游客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52.37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0.91万人。从1978年到2015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学成回国221.86万人。（《2014年11月中国内地公民当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网站；《201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此外，在国内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加上现代网络技术的急速发展和普及，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已经无法用数字来估量。近30多年中国社会思潮的风云际会，都是在东西方的思想碰撞中产生的，当代西方各种思潮几乎都在中国的观念舞台上呈现过。这推动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民智开启，但价值多元和观念冲突也不可避免，对执政者构成了新的挑战，沿用管理封闭社会的思路来管理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定是处处不适应。中国30多年来社会思潮和观念的演变，本身就应当成为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深度认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