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4】

四、关于“整体历史”的关照

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课题方向的转变，从专注于高层政治转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间史料，关注底层社会，重视个案研究。据了解，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者队伍和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参见《国史研究何去何从——杨奎松、韩钢、王海光三教授漫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走向、趋势》，《北京青年报》2014年2月21日。）这为当代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形成了新的知识增长点。依我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个转变。一个因素是资料的获取。历史研究者只能跟着史料走，高层档案难以获得，近年来地方档案馆则相对开放，是一个好的研究入口，散落在民间的史料更是不可胜数。据我所知，不少课题团队搜集了海量资料并已经有成果整理出版，许多课题研究的突破都是在搜集和利用地方档案、民间史料的基础上取得的。除了专业研究者队伍，民众收集的史料更加可观。各个阶层都有人在搜集整理民间史料，从事“非专业写作”，包括个人回忆录、家族史、村社史、访谈口述史等。有些非专业人士所掌握的细节大大超出专业人员，有的还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者。当代史是当代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一段历史，人还活着，事没有终结，谁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许多人有表达的欲望，所谓“平民史学”方兴未艾。这当中肯定良莠混杂，但总体上说是好事，无论是史料搜集、史实澄清还是历史解读，对于深化当代史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另一个因素是新范式的引入。一种所谓“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受到一些学者重视。它认为历史不只是政治、经济、军事，而是包括文化、人口、地理等全部层次；不应只注重表层的重大事件，更应重视潜藏其后的结构变迁；不应只是少数历史人物的活动史，更应重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甚至把它放到历史研究的主体位置。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以常态的中国农民生活为研究对象，乡土社会的普通农民真正成了研究的主体。“社会—经济史”研究看似碎片化，但追求的是一种“整体的历史”，是一种宏观把握社会变迁的方法。马克思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马克思本人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可以被看作一部整体史的经典之作。他自己比较了三部波拿巴政变史的不同：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把政变只看作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蒲鲁东的《政变》变成了对政变者的历史辩护，而他本人“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4页。）。当代称得上鸿篇巨制的世界史著作，写的都是“整体的历史”。例如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整体，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外，涉及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发行量达500万册，风行全球，也是以“整体的历史”的眼光展现了整个西方现代性兴衰的历史。我心目中最好的中国当代史作品，也应当是一部“整体的历史”。我们的视野应当放开，研究的领域应当扩大，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传统领域，诸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习俗、教育、衣食住行、自然灾害、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都应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从底层看历史”，不只是肯定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史的意义，也为观察大事件提供了新视角。《开放时代》杂志2015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这是杨奎松、王奇生等参加一个工作坊时的发言记录，使我们了解到当前高校学者以“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的情况。它给我的启发，不是所得到的结论，而是视角的转换。过去考察中国革命大都是“从上往下看”，而“社会—经济史”角度是“从下往上看”，试图从长时段、日常生活、地方社会和传统的角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当代史研究。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部群众运动史，然而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几乎看不到“群众”，充其量“群众”只是一个朦胧的布景。举例说，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包产到户，60多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无不关涉几亿农民的命运。然而，很少有人从农民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变革，所得出的结论也就缺乏解释力。如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超乎所有人预期地提早完成，而且没有遇到什么群体性的阻力，这与苏联当年的情况形成对比，有人把这称之为“中国集体化之谜”。传统的解释是，中国创造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如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等。然而，这些结论都是写在文件上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史实验证。1955年年中，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还只占农户总数的14%，高级社只是个别地试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580页。）。多数农户加入初级社是在此后半年之内，许多农户没有经过初级社的分配年度，甚至没有入初级社而是一步跨入了高级社，说合作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对多数农户来说不是事实。当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披露的许多材料说明，各地在动员农民入社时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所谓“自愿互利”也很难做到。由此看来，解释“中国集体化之谜”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性研究，特别是从农民和农村干部角度来研究。也许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农民只是被动的顺应和承受者，他们的行为无足轻重，不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集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行为模式。高王凌写过一本书，专门调查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中间存在的各种“猫腻”行为，他发明了一个词叫“反行为”（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对于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农民在制度框架下总会有一些自己的应对之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政策意志与农民意愿之间经历长期“顶牛”，最终政府还是不得不向农民做出让步。在80年代以后的农村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改革中，更可以看到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群体的自发选择所起的作用（参见萧冬连：《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从历史视角看农村改革的全局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改革开放史研究更需要一种“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因为中国改革大多是地方先行先试，许多故事发生在下层。“从下往上看”中国改革，可能会得出很不相同的图景。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并不激烈，其实不尽然，有些改革是相当激进的，只是它分散在不同的地域和单位，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例如90年代的国企改制就相当激进，我们从文件中看到的只是些抽象的条文或冷冰冰的数字，其实背后有多少故事情节，关涉多少人的命运！最近我看了一部记录一个三线军工企业改制的片子，各方利益的博弈惊心动魄，看了后给我的震撼，是读多少文字记录都不可能有的。由此我想到，影像的力量是巨大的，当代史研究除了文本以外，应当十分重视以影像资料的形式来记录和呈现。

当代史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当下性，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很难画出一道清晰的界线，正因为如此，当代史研究也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界，各学科研究的对象大都重叠，只是观察视角和方法不同。事实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界学者都在述说中国当代史的“宏大叙事”。王学典感慨地说：历史学界刻意规避现实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集体缺席关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甚至文学家等等，在这场讨论中悉数登场，唯独不见历史学家的身影。（王学典：《还在反思文革史学？该反思改革史学了》。）

我倒是认为，让当代史研究者来讨论这样宏大话题不见得是好事，难免落入空泛的议论之中。但我们不能自我划定边界，对于其他学界的讨论不予关心。当代史研究应当有跨学科合作和成果互鉴。以我本人的经验，通过跨学科的广泛阅读总会得到启发甚至意外收获，当然不是照单全收，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与此相联系，当代史研究并不拒绝尝试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可以为我们深度解读历史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例如“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就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不少学者认为，30多年改革带来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就是全能主义国家的收缩和私人领域、民间社会的生成。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也是观察近30多年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化的一个很好的视角。我们中间多数人或许不能亲自做这类调查研究，但不妨碍我们关注其他学者的研究，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当然，当代史研究者还是要坚守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无论是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首先它都是“史”，凡“史”都应依史实说话，以求真为目标，而不是依据某种理论进行演绎，以逻辑自洽为旨归。有一种现象是应当避免的，就是一味求新，堆砌一大堆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范畴和概念，把本来可以简单说明的问题搞得很复杂，使读者看得很费力。把心理分析引入人物研究，也是近期的一个趋势，这对于深入理解历史是有帮助的。但心理分析也有它的限度，就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确切的证明。如果带着强烈的个人好恶，所谓心理分析就会变成诛心之论。因此，但凡涉及历史人物动机和心理的推断，还是收敛一些为好，仍然要以充足的史料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