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

摘要：研究中国当代史，无论做宏观题目还是微观题目，都应当有一种大局观，具备贯通性思维、全球视野和整体史的关照。以政治史为主轴无可厚非，但应立体地展现政治进程而不是局限于表面化的叙事。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课题方向的转变，从专注于高层政治转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间史料，关注底层社会，重视个案研究，追求一种整体史叙事，从各个层面把握历史及其变迁。

关键词：中国当代史；贯通思维；全球视野；整体关照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孰重孰轻的争论无涉。本文想要说的是，无论做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心中都应当有一个大局观。做大题目还是小题目是历史学者个人的选择，取决于个人兴趣、史料掌握及驾驭选题的能力等；研究成果质量的高低也不取决于选题大小，而在于作者的功力，功力不到，小题目也会做成言之无物的东西。我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当代史研究要想深入，需要进行大量的微观研究，包括专题性的、区域性的和个案性的研究。只有大量实证性研究才能展现出历史本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使以往的宏观结论得到史实的检验。当然，微观研究不是热衷于细枝末节，微观选题也不是“等值”的。从细节中发现历史，更加依赖作者的功力和见识，不只是考据功夫，更需要思辨能力。高水平的微观研究可以以小见大，前提是清楚所研究的个案在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中的位置。

重视微观研究不应回避和排斥宏观思考。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有没有自身的逻辑，还是说它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偶然性的集合体？我们当然要远离已经被泛化了的“历史必然论”，但是不能否定历史有它自身的演进逻辑，是有轨迹可寻的。所谓轨迹就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恩格斯说：“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21页。）。一步踏出去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要踏出第二步。当然这种联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多变量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要等到所有细节都搞清楚了才能做大历史的思考？细节的考证是不可能穷尽的，宏观史的总结总得有人来做，大变革时期更需要历史的借鉴。一个人的时间和能力有限，宏观史的写作绝非一人之功能成。事实上，任何一部整体史著作都是建立在借鉴众人研究成果之上的。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这里提出四个问题来与大家讨论：一是贯通性思维问题；二是全球视野问题；三是政治史深化问题；四是整体史关照问题。

一、当代史研究应有贯通思维

所谓贯通，就是把当代史问题置于整个20世纪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做当代史研究的有一个缺陷，就是与近代史、革命史研究衔接不够。其实，离开了近代中国这个大背景，许多当代史问题不容易讲透。不过，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主要是从事革命史和民国史研究的学者，开始打破1949年的鸿沟，从延续和转型的视角观察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

长时段观察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结构，只有放在长时段里才能看清楚。一位日本学者说，整个20世纪“始终有一个连绵不断、贯穿中国政治空间的深层底流”（〔日〕西村成雄：《历史连续性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12月号。）。我理解，这个“深层底流”就是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问题仍然是近代中国问题，甚至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也可以从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中找到渊源。举例来说，我们一般认为，中国走上计划经济和发展国有企业的道路，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苏联模式的仿效。但国内外不少历史学者强调，中国采用计划经济制度不是始于1953年，也不是1949年，而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时期。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尤其是他的《实业计划》。民国时期留下的产业、制度和思想遗产对1949年以后有重要影响，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在30年代至40年代，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中间党派乃至知识界，普遍相信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国营事业能够帮助中国迅速强大，同时避免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的痛苦。（参见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二十一世纪》（香港）网络版2007年8月号；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发展国有大工业，才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往往忽略了国共两种“计划经济”的实质性差异。但它对于拓展我们的视野是有帮助的，能够启发我们从更广背景、更深层次理解中国的发展问题，使我们注意到跨越1949年界碑的历史连续性，注意到一些贯穿始终的问题并不因政权变更而改变。在思考当代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时，首先应当了解它从哪里来，是在一个怎样的基点上起步的，不能拿一个抽象的尺度来衡量。

20世纪的连续性，尤其表现在革命问题上。“革命”肯定是理解20世纪中国的关键词，王奇生用“高山滚石”来形容中国革命，认为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党革命，三阶段革命是一个衔接递进和不断激进的过程（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其实，中国革命并没有止步于此。在毛泽东看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革命的新起点，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事实上，“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有学者将中国的20世纪界定为从1911年起至1976年为止，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漫长的革命”时代的最后一幕。这不无道理，中国真正告别革命之日应该是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尽管1949年前后的“革命”不能等量齐观，但革命的传统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影响极为深刻和持久，却是有目共睹的。从制度沿革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各项制度，并非一切都是草创，许多制度是战争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从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到单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等，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源头，新中国成立后只不过是把过去革命队伍中实行的制度扩展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之中而已。当然也有学习苏联的，主要是计划和工业管理部门的设立。还有一些制度，如统购统销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我看不一定是预先设计的，而是因应时势的现实选择，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强化。相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的制度即革命传统的影响或许更加深远，包括道德信念、战争经验、思维方式、工作作风等，例如“延安精神”肯定是维持新中国成立后廉洁政治和良好党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成功经验也会发生时空错置，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革命后的问题，难免事与愿违。例如，从“大跃进”运动中可以看到过去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的误用。1958年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畅想有多种思想来源，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战时生活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情结。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态和一系列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不了解中国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史。

所谓贯通，另一个时间节点是1978年。如何看待改革前与改革以来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关系，曾经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热点话题。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停留在“谁否定谁”的是非判断上，而应多维度地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历史本来就不可能人为地割裂，后期的走向都要受到前期遗产的影响，关键是要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我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改革发生在后三十年，改革的种子却孕育在前三十年。没有前三十年的实践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改革，这种实践包括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如果前期发展得很顺畅，哪来的改革？一般人都认同这个看法，即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前期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又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起始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发展模式的特征。这些条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体两面——既是“中国奇迹”的推力，又是当下“中国问题”的远因。

例如政府的作用。过去，超强的政府执行力被用在了政治运动之上；但当政治路线出现转变，它又成为中国改革赖以推进的重要政治资源，尽管政府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外界一般都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所谓不可复制，不是指市场化、民营化、全球化等经验，而是指中国的“强政府”和“大国企”模式。然而，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近30多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一个推手，这是一个事实，虽然一些人士不愿承认。另一方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泛滥，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生态恶化等问题的出现，也与此密切相关。对于政府过多支配资源和干预市场的发展模式来说，越到后来，其负面作用便越加显露。直到今天，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和做大做强国企这样一种模式是否有效率，能否持续，是当前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

又如土地公有制。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变革的成果。土地公有制无疑是中国特有的增长模式的重要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高增长的秘诀是低人权优势，我以为用低要素成本优势更准确些，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中国之所以能够大量地招商引资，进行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土地公有制密切相关。若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做比较，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地方政府通过城市国有土地入市和征用农村集体土地转手入市，获取了数额巨大的财政收入。土地财政支撑了近20年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但政府垄断土地批租市场也带来权力寻租、房地产暴利、强拆大建等诸种弊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

再如结构性因素。国内外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而苏联东欧却不能，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与苏东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中国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这使得这个庞大的群体没有如苏联那样成为改革的阻力，反而成了改革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农村改革的成功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无疑是推动市场化改革越过临界点的重要因素，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潮释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毛泽东时代存在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国家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并存在相当规模的非国有经济，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进而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县际竞争”的制度，当然，对于这种制度，学术界褒贬不一。中国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包括大量的社队企业，它们在计划边缘寻求生存空间，更容易向市场经济过渡。

上面举的这几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把前后两个“三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许多问题才能看得更清楚。改革不是革命，不可以推倒重来；即使是革命，也绝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这个历史观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