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界问题与尼赫鲁的干预及其战略意图（1956—1960）【3】
三、结论
从上述尼赫鲁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干预可以看出，其最为核心的战略意图，无疑是服务于印度的边界主张，就是确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因此，其行为和措施的特点是明显和突出的：其一，尼赫鲁主动向缅方表示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并在中印双边会谈中，亲自致函周恩来，向中方明确表达其对缅甸的支持；其二，尼赫鲁主动向缅甸通报其在1957年1月1日同周恩来会谈的内容，因为尼赫鲁相信“缅方了解此事，可以加大同中国谈判的筹码”，而这些会谈内容当时都被尼赫鲁列为“绝密”级别，甚至在印度外交部内部都不能传阅有关文件。然而，尼赫鲁1959年9月在印度联邦院却声称，自己“没有理由去干预缅甸边界问题”（In the Rajya Sabha: IndiaChina Relations, 10 September 1959, Madhavan K.Palat, ed., SWJN, SS, Volume Fifty Two (1-30 September 1959),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4, p.190. ）。
尼赫鲁干涉其周边国家同中国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政策是一贯的。当得知尼泊尔开始准备同中国谈判边界问题时，尼赫鲁依然为尼泊尔出谋划策，因为尼赫鲁一直相信，从防卫的角度看，尼泊尔同西藏的边界也是印度的“防御线” （Letter to Chief Ministers, 1 July 1954, S.Gopal, ed., SWJN, SS, Volume Twenty Six (1 June 1954-30 September 1954),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00, p.557. ）。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B.P.Koirala）在前往北京进行谈判之前，于1960年2月25日拜会印度驻尼泊尔大使达宇尔（Harishawar Dayul），询问一旦中国方面提出成立边界联合委员会，或要求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尼泊尔应如何应对；柯伊拉腊还特别希望印度方面能就联合委员会问题，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Harishawar Dayul to Nehru, 25 February 1960, Madhavan K.Palat, ed., SWJN, SS, Volume Fifty Seven (26 January-28 February 1960),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4, p.539. ）。在2月27日给达宇尔的电报中，尼赫鲁指示他向尼泊尔政府传授同中国谈判的策略和经验。而这些策略和经验都是尼赫鲁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所惯用的。首先，他要求告诉尼泊尔政府，要坚持边界从来都没有争议的立场，坚持“边界是众所周知的传统线，是基于不可更改的地理特征。他们也不应同意以下立场，即边界在过去没有划定，需要双方共同确认”。其次，要尼泊尔政府反对组成联合委员会解决争端。尼赫鲁指示说：“尼泊尔代表团在谈判一开始就要逐点详细陈述边界的走向，并要求中方接受；如果中国提出问题，或提出不同的边界走向，尼泊尔应花费时间研究这些争端，不要让由双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决定这些争端。”他还特别提出：“如果中国人质疑尼泊尔提出的边界线，应要求中方准确描述其主张，这样就会知道争端在哪里。一般来说，中国人是不会提供明确的边界走向的。”尼赫鲁还主动表示，要向尼泊尔提供有关争议地区的资料。他指示让达宇尔将中国可能提出的四处争议地区告诉尼方，这些地区包括锡米科特（Simikot）、木斯塘（Mustang）、拉苏加里（Rasua Garhi）以及丹廓特地区（Dhankot）的吉马丹卡（Kimatankha）和图丹（Thudam）等。尼赫鲁指示达宇尔：如果尼泊尔政府需要，印度大使馆可将已得到有关这些争议的全部资料在做必要的补充后，全部提供给尼方。同时尼赫鲁指示说，应建议尼泊尔不要试图立即解决这些争端，“除非尼泊尔政府对史实和影响有相当的把握”。在柯伊拉腊访问北京之后，尼赫鲁致函柯伊拉腊，将中印以及中尼边界问题的出现归咎于中国，归咎于中国在1950年进入西藏，因为在此之前，这些边境地区长期以来都是和平的，即便存在小的争端，但并不存在什么麻烦。 （To Harishawar Dayul: Briefing for NepalChina Border Talks, 27 February 1960, SWJN, SS, Volume Fifty Seven, pp.387-388; To B.P.Koirala: Dealing with the Chinese, 13 April 1960, Madhavan K.Palat, ed., SWJN, SS, Volume Fifty Nine (26 March-14 April 1960),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4, p.358. To B.P.Koirala: Dealing with the Chinese, 13 April 1960, SWJN, SS, Volume Fifty Nine, p.357; Lalji Mehrotra to M.J.Desai, 21 October 1959, Subject Files 58, Subimal Dutt Papers, 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hereinafter cited as NMML), New Delhi. ）毫无疑问，尼赫鲁的上述建议和政策，对尼泊尔政府同中国的边界谈判起到了重要作用。尼泊尔在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中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尼赫鲁所施加的影响。
尼赫鲁在干预缅甸、尼泊尔等国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的同时，还向这些国家传授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尼赫鲁向尼泊尔领导人强调说，同中国人打交道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不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是共产党人；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前者的色彩要更为明显。他在评论缅甸在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的作法时还指出：“我毫不怀疑的是，这些邻国在面对中国时，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就是在重大问题上要把谦恭和友好，同坚定结合起来。显露软弱，那将产生非常糟糕的影响。”（Nehru to Lalji Mehrotra: ChinaBurma Border Agreement, 6 July 1960, SWJN, SS, Volume Six One, p.634. ）
值得提出的是，尼赫鲁在缅甸、尼泊尔等国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过程中对这些国家所给予的支持，还体现了印度更为宏大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即将这些国家牢牢地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扩大和巩固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柯伊拉腊访华后尼泊尔即将同中国签订的友好条约，尼赫鲁也表示强烈不满。他虽然认为这样的条约通常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就这个事情的特殊情况看，这类条约显然是中国针对印度的。因为只有中国和印度才可能对尼泊尔发动进攻，因此，同中国签订的这种条约只能是指印度，尽管没有点印度的名”，中国的目的“显然是孤立印度”。为此，尼赫鲁表示，考虑到印度同尼泊尔的“亲密关系”，尼泊尔同中国签订这样的条约，“显然是对印度的不友好的行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将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也“注定损害尼泊尔的利益、尊严和自尊”。尼赫鲁通过印度官员，将上述态度和立场告诉来访的尼泊尔国王。 （To B.C.Roy: Explaining Chinese Diplomacy over Nepal, 3 April, SWJN, SS, Volume Fifty Nine, pp.353-354. ）更为明显的是，对于中尼达成的边界条约可能造成的影响，尼赫鲁甚至恫吓尼泊尔领导人说：“如果尼泊尔的边界争端得以圆满解决，我们也感到高兴；然而，如果这给中国针对印度的侵略态势造成了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这就会成为我们严重关注的事情了。” （To B.P.Koirala: NepalChina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31 March 1960, SWJN, SS, Volume Fifty Nine, p.352. ）尼赫鲁还利用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对共产党活动的担忧，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尼赫鲁在1959年12月曾专门写信给柯伊拉腊说，尼泊尔共产党故意给柯伊拉腊制造麻烦。起初尼泊尔共产党同印度共产党关系密切，“多多少少接受印共的指令”。尼赫鲁告诉柯伊拉腊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他的情报，“尼泊尔共产党目前是直接听命于中国共产党”。 （To B.P.Koirala: Party Politics and IndoNepal Relations, 18 December 1959, Madhavan K.Palat, ed., SWJN, SS, Volume Fifty Five (1-31 December 1959),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4, p.371. ）
更为重要的是，缅甸、尼泊尔等国在同中国交涉、谈判边界问题时，都向印度通报同中国谈判的进程，分享情报，特别是请求印方提供政策建议。而与此同时，缅甸和尼泊尔之间也进行协商，分享同中国谈判的经验。这一现象说明这些国家在处理边界问题时的民族心理认同，特别是这些国家同新中国不同的建国模式对其应对边界争端的重大影响。在中缅边界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在1959年9月24日致函奈温，承诺中国将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边界问题。缅甸在接到周恩来信函的第二天，便通报了印度驻缅甸大使梅鲁特拉。梅鲁特拉在向国内汇报时指出，鉴于“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作出这样的保证”，因此其目的“显然是故意使我们同我们的朋友孤立开来”。 （Lalji Mehrotra to M.J.Desai, 21 October 1959, Subject Files 58, Subimal Dutt Papers, 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hereinafter cited as NMML), New Delhi. ）尼泊尔在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之前，柯伊拉腊除征询尼赫鲁的意见之外，他还同奈温接触，了解中缅边界谈判的情况。柯伊拉腊1960年3月前往北京访问时，于7日先到仰光。对柯伊拉腊访问缅甸，中国外交部曾指示驻缅甸大使李一氓：“他此次访缅可能要了解缅同我谈判边界问题的情况，借以事先摸我态度。请注意尼首相在缅活动情况报部，并请在交际场合对其一行适当进行一些活动。” （请注意尼首相在缅活动情况，外交部致李一氓的电报，1960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685－03（1）。）柯伊拉腊在访缅期间，就缅甸刚同中国达成的边界协定的有关问题，同奈温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据尼泊尔外交部官员称：“奈温将军建议他们采取强硬路线，并要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中国人需要达成协定，而且是会签订协定的。他们发现这点确实如此，因此他们非常感谢将军的建议。” （See Robert Taylor, General Ne W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5, p.234. ）
毫无疑问，中国在同缅甸、尼泊尔进行边界谈判、签订边界条约时，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让步。中国在这一时期处理同缅甸、尼泊尔的边界问题，特别是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同中国外交战略的总方针以及中国治理西藏的战略考虑密切相关 （有关分析参见戴超武：《中国对印度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反应及其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2015年第1期；戴超武：《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1953年10月21日电报探析：兼论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暂维现状”政策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中国领导人相信，“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在各方面都是范例，中缅双方把两国之间一些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不同边界的问题联系起来”。周恩来也曾明确告诉缅方，中国“为了求得一劳永逸的解决整个边界问题，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并尽力克服困难实现这一方案”。周恩来所列举的这些“困难”，包括“要对中国人民解释，要说服西藏达赖喇嘛等对‘麦克马洪线’的接受，国民党会骂我们卖国”等。（参见周恩来总理拜会缅甸总参谋长奈温谈话记录，1960年4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3—00036—01；总理与缅方会谈的纪录摘报，姚仲明致外交部的电报，1956年12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3－00019－02（1）。）尽管如此，缅甸无疑并不满意中国在处理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吴努在1956年8月29日就曾写信给尼赫鲁说，中国虽也在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她对缅甸的政策却是“帝国主义的” （吴努1956年8月29日给尼赫鲁的信函，参见 H.Y.Sharada Prasad, A.K.Damodaran and Mushirul Hasan, eds., SWJN, SS, Volume Thirty Five (1 September-30 November 1956),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05, p.509, footnote 1. ）。尽管奈温在1959年10月同尼赫鲁会谈时曾表示，中缅边界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缅甸政府的错误，因为中国已接受“麦克马洪线”。然而，奈温却特别向尼赫鲁表明，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对中国将来会做些什么，他本人充满了怀疑。（To MEA: Burma’s Relations, 9 October 1959, Madhavan K.Palat, ed., SWJN, SS, Volume Fifty Three (1-31 October 1959),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4, p.511. ）缅甸驻华大使觉温在1959年11月向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通报中缅边界谈判进展时，抱怨中国的政策。他告诉帕塔萨拉蒂说，尽管中国一再表示中缅边界问题不难解决，但在每个阶段的谈判过程中，中方都提出新的问题，从而拖延了问题的解决（G.Parthasarathi to S.Dutt, 6 November 1959, Subject Files 58, Subimal Dutt Papers, NMML. ）。 鉴于缅甸对中国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政策的上述普遍认知，从中缅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演变看，中国决定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两个重大目标，即消除邻国的“恐惧心理”，以及作为 “可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的“典范”， 并未得到完全实现。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241）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15@ZH009）的前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