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若干问题研究【2】

二、战略转移的犹豫不决

学界一般认为，从193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和考虑中央红军的转移问题。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检视相关文献，可以认为：早在1934年2月，中共中央即已开始酝酿红军转移问题，此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权衡和犹豫。其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军事态势的误判，是迟迟不能作出决断的重要原因。

由于经济军事资源渐趋匮乏，再加上在福建事变时应对失当，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并不顺利。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堡垒政策，红军在军事上逐渐失去主动性。1934年2月，远东局已经开始在内部通信中直言不讳地谈论中央苏区的困境。2月13日，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委员皮亚特尼茨基报告说：“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自由”，局部战绩“不能对此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81页。）。4月10日，埃韦特又报告说：“南京政府对福建、江西的压力在不断加强”，“正在进行的许多战斗也给我方造成了很大损失”，“蒋介石的攻势在有步骤地开展，没有长时间的间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06页。）。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中共中央对待战略转移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这在1934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鄂豫皖省委的一份题为《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的文件中已见端倪。文件提出：在反“围剿”陷入困境时，“是集合所有的战斗干部，抱定目的，打出一条路冲出去”，“还是死死的保守这块有限制的和有更加缩小危险的地方呢”，尽管“很难说哪一个办法是比较好些”，但“若是用我们主力冲出敌人包围的圈子，然后这些冲出的队伍与留在圈子里面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联合作战，内外夹攻，那末，或者可有更多的机会继续军事的斗争”，“光在苏区圈子里延长战争，不会发生伟大的结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52—253页。）。相较于先前批评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激烈言辞，中共中央对待撤离的态度显然大相径庭。尽管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这一篇文章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同志写的”，“其中建议也不一定完全适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50页。），但批转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其对这份文件是基本认可的。紧接着，1934年4月，周恩来在同派往鄂豫皖苏区的程子华谈话时明确指出：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鄂豫皖红军主力应当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如此重大的决策当非周恩来所能拍板，而必然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尽管中共中央批转的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都是就鄂豫皖苏区而言的，但有理由相信，中共中央对待战略转移的态度已经悄然变化。

很快，中共中央便开始考虑中央苏区的战略转移问题。李德后来说：他曾于1934年3月底提出主力部队突破重围，以便在敌人后方摆脱堡垒的牵制，发动进攻并将其消灭（ 〔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91页。）。虽然他的说法尚无其他材料佐证，但可以确认的是：到1934年5月，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从中央苏区转移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到当年4月中下旬，由于损失严重，广昌失守，反“围剿”斗争已经陷入被动局面。据李德后来说，在广昌战役后的政治局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到5月初，他还受中央委托草拟“5—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以便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第94、97页。）虽然这份文件的完整文本尚未见到，不过李德的这一回忆应当是准确的。可以相印证的是，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就提到了中共中央的方案，即：“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8页。）。此时，埃韦特总体上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并试图完善撤离准备方案。他提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9页。）。程子华也回忆说：1934年5月，周恩来在同他的谈话中指出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美〕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等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中共中央和远东局的撤离计划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同。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复电表示“完全赞成”这一新计划，并提出两项具体建议：其一是“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其二是“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这“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144页。）。

有研究者由此断言：共产国际这时已经同意了撤离计划，只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484—485页；刘晶芳、刘振清：《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也有学者认为：此时共产国际对于战略转移实际上持保留态度，直到9月才真正决定实施（参见赵蔚：《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长征的时机选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王新生：《共产国际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光明日报》2006年10月23日。）。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可能更接近事实。此时，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只是将战略转移作为不虞之备，并就此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达成了共识；但无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下定转移的决心。诚然，李德曾回忆说，他所起草的5月至7月的行动计划，基于主力部队转移的考虑，开始着手转变工作，包括储备粮食和冬衣、建造兵工厂、配足各师兵力、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计划等 （〔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第97页。）。但是，这个计划只是着眼于转移的准备工作，而没有正式作出决策。1935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就明确指出：“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指撤离苏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页。）。刘伯承后来也回忆说：“在三次‘左’倾的五—七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事实上，此时共产国际也不认为中央红军已到最后关头。埃韦特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指出：“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9页。），才能进行转移。而共产国际执委会6月16日的回电虽然同意撤离计划，但仍然在积极谋划保卫苏区的方案，并强调：只有“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才能“争取保持中央苏区的前途”（《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页。）。另外，远东局还考虑“通过中国的东南部和通过长江同红军保持联系”，“以隐蔽的方式从外面提供弹药和药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6页。）。

毕竟，要放弃长期耕耘的中央苏区，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来说，无论是在情感取舍上还是利益考量上，都难以接受。正如埃韦特所说，“即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的苏区，也不可能像存在多年并且组织得很好的中央苏区那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9页。）。正因如此，当1934年7月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时，马上就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都对反“围剿”态势作出严重误判，认为在秋季之前，中央苏区仍有挽救危机的可能。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判定：国民党军队在秋天“将开始进行集中而迅速的打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8页。）。6月4日，赖安也指出：“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2页。）。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断定：“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作出最后努力来突破苏区的防线时，就会发生危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页。）。可以说，在共产国际内部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央红军如果迫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话，时间应该是在秋季。而在此之前，中央苏区还没有到达最困难的境地，红军主力还没有必要立即转移。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4页。）。

基于这种判断，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页。）。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共派出部队“深入敌后以果断的行动切断现在从沙县、建宁扇形地区进攻中央苏区的敌集团军的交通线”，迫使敌人“不能下决心投放力量进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4页。）。赖安则强调：应在国统区的中心城市“发动强大的群众性运动”，“来积极支持和保卫中央苏区”，并给予国民党的“围剿”行动“以毁灭性的打击”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5页。）。

1934年7月，红6、7军团分别向湖南中部和闽浙地区转移，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56页。）。这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限的成果却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局造成某种错觉。李德回忆说：“1934年8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对形势的估计总的来说是满意的”，“第六、七军团紧紧咬住敌人不放，最初的形势十分有利；同时在六、七两军团的配合下我们取得了石城和汀州之战的胜利，迫使敌人的主攻部队在整个主要战线上停止了前进” （〔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第102页。）。远东局也过高估计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效果。1934年9月3日，赖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说：与6月份的局势相比，“现在的局势对中央苏区和红军是更为有利的”，粉碎敌人进攻，夺回失地并扩大苏区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会增大”。他乐观地估计，红6、7军团的行动，“还要带来某种附加的战术和阵地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最近几个月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25—226页。）。显然，中共中央和赖安都对中央苏区的真实情况和作战态势作了严重的误判。事实上，正如后来粟裕所批评的：“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长征档案》第1卷，第174页。）

这种错误判断导致中共中央在战与撤之间游移不定，不能迅速下定决心围绕战略转移来展开军事行动。1934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包含了常委会在九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 （〔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第104页。），不仅提出战略转移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但“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完全忽视保持有生力量的问题，采取了“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60页。）这直接导致了战略转移时机选择的延宕。

随着战局的恶化，中共中央最终被迫决心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他要求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1页。） 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张闻天的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指出：“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这是机械论的观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563、566页。）。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6页。）。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