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若干问题研究

摘要：在中央苏区反“围剿”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最初主张优先考虑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必要时可以撤离苏区。随着连续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出现“左”的情绪，基本不再考虑转移的方案，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分歧。因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没有战略转移预案的背景下开始的。当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被迫考虑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达成共识。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都希望通过1934年夏季的军事行动来反败为胜，导致中共中央迟迟不能下决心实施转移。另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着力经营四川、陕西，进而发展西北苏区的思路，也深刻影响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最终选择。

关键词：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战略转移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以往学界对于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准备工作、时机选择、方向目标，以及共产国际在其间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徐占权、徐婧编著：《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赵蔚：《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长征的时机选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孙堂厚：《论长征的准备工作》，《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王新生：《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3期；余伯流：《长征的决策、准备与突破》，《前线》2006年第8期。）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探讨，包括：中共中央是如何看待战略转移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为何事先没有制定战略转移预案以备不虞？中共中央何时开始考虑战略转移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是如何选择的？这种选择背后反映了中共中央怎样的战略意图？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依据相关资料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并着力厘清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磋商互动的复杂过程。

一、撤离苏区预案的放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初采取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方针，并没有考虑战略转移问题。不过，通过仔细梳理历次反“围剿”斗争文献，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并非一直反对战略转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认可到排斥的转变过程。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对于最大的中央苏区更是给予高度重视，直接参与指挥其反“围剿”斗争。囿于红军自身力量的弱小，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最初都强调优先考虑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反对机械地固守根据地，主张必要时可以撤离苏区。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开始改变态度，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的1930年12月2日，远东局负责人米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如果要问：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挽救红军？那么，比较合适的作法，当然是后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01页。）这种意见为后者所肯定。1931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193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号召“打退军阀们的反攻，保护苏维埃区域”，并强调“必须避免在不利于我们条件下的殊死战，必须保全并巩固自己的真正力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页。）。随后，中共中央在通告中进一步指出：“反对因为敌人进攻而走到右倾、消沉、失望、分散、逃避乃至取消的观念”，但“这决不能解释成我们是要红军固守一个区域的。假使在敌人大部队的集合包围中，红军力量有被敌人击溃或消灭的危险，则我们便应站在保存实力以图新的发展的观点上，移动红军的主力，去选择新的区域，准备适当的进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8页。）

在第二次反“围剿”时，远东局强调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指示依然有效，并指出“从必须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出发，以进一步壮大和巩固红军为使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130页。）。1931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明确指出：“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97页。）3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补充指示再次强调：“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样做，我们的事业还是没有失败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256页。）。应该说，此时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防守苏区问题上还保持着相当的弹性，在积极保卫苏区的同时，也考虑在必要时撤离，以保存红军实力。

在连续取得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随着革命的复兴和红军力量的增长，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对苏区的发展信心大增。1931年6月10日，远东局成员雷利斯基兴奋地宣称：国民党消灭苏区和红军的任务遭到失败，“‘赤祸’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也没有被限制住”，“今天它比半年前还要强大得多，危险得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330页。）。另一成员盖利斯在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也指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近来已发展成为这样一支重要力量，以致南京不得不同它们进行一场真正的大战”，“迄今为止南京在这场斗争中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334页。）。受这种乐观情绪的鼓舞，在准备第三次“围剿”斗争时，中共中央不再准备撤离的预案，而是强调要扩大苏区。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强调：“要使苏维埃根据地在红军胜利与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区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页。）。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似乎支持了中共中央的判断。12月4日，中共中央以严厉的措辞指出：“应严重的注意到红军的有力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541页。）中共中央还特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一向比较稳健的中央苏区领导人。1932年2月，张闻天在为《红旗周报》写的社论中，批评中央苏区始终没有“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在巨大的压力下，苏区中央局于5月11日作出检讨，自称：“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80年，第211页。），“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力量过份恐惧”，“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第218页。）。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苏区中央局强调：不仅要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围剿”，而且“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第215页。）。

不过，相较于远东局、中共中央的乐观情绪，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仍然持谨慎态度，坚持了以往的观点。1933年二三月间，围绕着如何评价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和如何进行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与远东局、中共中央发生了争论。

争论首先发生在关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问题上。1933年，当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时，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苏区。关于这次行动的合理性，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对这次行动的严厉批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3年2月，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指责说：“红军的撤退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重复（这种行动）必然导致我们力量的涣散，甚至可能瓦解我们的军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远东局则指出：即使处于困境，“也不应作出哪怕是暂时放弃苏区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撤离“无疑犯了严重的错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21页。）。中共中央也批评说撤离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并强调“放弃苏区不仅是丢掉红军之政治的经济的基础，而且会要动摇工农群众对我们的信心”（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不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远东局的意见不以为然。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4页。）。这显然是另一种声音。

争论还发生在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方针上。这次反“围剿”战争前，中共中央认为：红军的力量已经有了百倍的增加，“同三次‘围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共中央断言红军将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并提出“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等口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320页。）中共中央还指示苏区中央局要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否则“无法扩大和巩固苏区政权”（《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2页。），并强调“主要危险是过高估计和夸大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3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则提醒中共中央：“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3页。）。这种审慎的态度很快引起远东局的抗议。远东局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可能在领导层中引起分歧，并影响（协同）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7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回应说：“我们提出的战术，绝不是以失掉我们的苏维埃基地为前提。相反，（是要）巩固基地，建立新基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联合相邻地区，但决不能以红军大部队被歼灭为代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00页。）

在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中，远东局、中共中央明显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意见相左，反对考虑撤离苏区的可能性，从而修改了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态度。导致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态度发生变化的，大概有三个因素：

一是连续取得反“围剿”胜利后逐渐滋生蔓延的盲目乐观情绪。远东局和中共中央都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1931年6月，中共中央自信地指出：冲破第一次“围剿”用了五个月，冲破第二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我们将在更短的时间内”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467页。）。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米夫更是断言：“这意味着粉碎了南京对中国苏区所能投入的主要力量”，我们“应该从防御转入进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79页。）。中共中央也认为：这“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国统治阶级正在全部崩溃”，“中国革命高潮猛烈向前发展”。红军作战的环境和任务有了新的转变，“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地理条件上，经济环境上和群众基础上都有了与过去不相同的条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41、643页。）。远东局成员赖安后来也说：在中共党内存在着“‘流行的’的固定看法”，即“既然红军和苏维埃群众粉碎了第五次国民党讨伐行动（即第四次“围剿”），他们肯定也会粉碎第六次讨伐行动（即第五次“围剿”）”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在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下，撤离苏区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二是对中央苏区在苏维埃运动中特殊地位的推崇和强调。作为苏维埃运动的成果，中央苏区的存在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共中央指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军所在地，因此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15页。）。远东局军事代表施特恩更是认为：“江西是否存在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红色区域，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整个一系列问题中的根本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96页。）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央苏区已难以放弃。

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共产国际非常看重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王明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目前的中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唯一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2、205页。）之后，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开始屡屡出现“保卫苏维埃领土”和扩大“苏维埃版图”等提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6、37、81、182页。），并强调要“为保卫苏区的每寸土地”而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92页。）。确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提出，使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渐渐地失去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缚住。（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已经清楚地表明：撤离苏区的方案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也就再不可能制定战略转移的预案，固守苏区便成为唯一选择。但是，革命形势并没有像中共中央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实际上，到30年代中期，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权自身力量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而中央苏区可以利用的作战资源日显匮乏，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对于这种形势的悄然变化，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没有作出清醒的判断。因此，当反“围剿”陷入困境时，缺乏足够精神准备的中央红军只能被动地与强敌拼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