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若干问题研究【3】

三、转移方向的选择及其深层意图

红军战略转移开始后，转移方向上的正确选择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它决定着红军的生死存亡和未来发展。学界指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在陕北，并不是事先计划和安排的，而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正确分析敌我双方情况和全国形势变化而逐步作出的。（参见马福生：《党中央确定陕北为革命大本营过程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徐占权、周继强：《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这种判断当然是准确的。不过，仔细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可以发现：红军转移的大方向，或者说宏观层面战略方向的选择，还是有迹可循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地域格局的考量，深刻影响着红军战略转移线路和落脚点的选择。

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最初考虑红军主力撤离时并未选定突围的目标和方向，直到1934年9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补充训令”时才加以明确（参见徐占权、徐婧编著：《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第27—28页。）。其实，在此之前的6月，共产国际就已经考虑红军要向湖南转移了。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指出：中央红军将“同正在转移的贺龙2军团取得联系，进而建立新的苏区”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9页。）。6月4日，赖安指出：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2页。）。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埃韦特和中共中央，赞同“向湖南方向撤离”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4页。）。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1页。）。共产国际随后认可了这一选择。其实，这个突围方向的选择与以往的思路是契合的。1931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就曾考虑过“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158页。）。

但到此时，红军向湘南突围存在着很大风险，而远东局对此也有清醒的预见。埃韦特承认说：“敌人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意图，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所以敌人为防止这种事态发展开始了积极准备。”（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4页。）他预计到：“敌人从4军团1932年的远征时起学会了许多东西”，“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1932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9页。）；“只有在这个方向突破，才有胜利的机会，才会有助于建立新的苏区”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4页。）。

不过，湖南未必是转移的最终目标。1934年10月3日，红军降将杨岳彬向国民党报告说：中共曾考虑，如若决战失败，除以一部化整为零散布闽赣各处以牵制国民党外，全部主力军将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往四川或滇黔边境，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以图四川；“此史达林（即斯大林）实主之，以为中国各省四川最好割据，不畏经济封锁。若向新疆、外蒙发展，可取得苏俄直接帮助云”。 （转引自杨奎松：《革命》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7页。） 红军第3军团第4师参谋长张翼投敌后也曾说过：中共中央考虑如长汀、会昌、兴国、宁都、石城均不保，则由会昌出信丰，入南雄，准备绕走湘南，而入川省 （王美芝：《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遭受重大损失的情报原因》，《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他们都提到红军将由湘南进入四川，恐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自1927年以来，中国革命就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发展不平衡特点：苏维埃运动主要是在南方省份发展，即“湘鄂赣闽豫皖各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285页。）。对于这种地域格局，中共中央并不满意，将其视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弱点，并试图加以改变。1931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561页。）。1932年4月4日，张闻天又指出：“在北方，没有像湘鄂赣数省那样的苏维埃与红军”，“然而这种苏维埃运动也正在向着北方发展”。他批评说：“陕西的党还没有决心与勇气，去发展陕西的土地革命，去创造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271页。）尽管对“北方落后论”的批评是错误的，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观点，但客观上使得北方革命进入中共的视野。在这种背景下，由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而来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引起了中共的重视。4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高度评价陕甘边游击队的斗争，要求将陕甘边游击队改编成红26军，“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55页。）。同年6月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号召：“为实现北方苏维埃区域而斗争。”会议认为：“不仅革命危机在南方存在着，而且也在北方”；“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生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广大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48、380页。）。

然而，从总体上看，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南方省份。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开辟了川陕边根据地，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北方的革命力量，也带来了革命地域格局的新变化。这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注意。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转移行动，并指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4页。）同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会议上，库西宁兴奋地介绍了红军在四川取得的战绩，并宣布“四川有二十二个县归苏维埃政权管辖”。王明在讨论库西宁报告时也指出：四川省富饶且易于防守，具有红军活动的便利条件，“象中央苏区一样，四川的新苏区极有发展前途”（《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191、194页。）。1934年1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继续争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区，特别是在四川和江西”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0页。）。4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强调“扩大四川苏区”的同时，提出“还必须着手扩大陕西苏区”，“争取扩大陕西中部（红26军活动地区）的苏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1页。）。

远东局此时也开始高度评价新的根据地的建立，并对四川寄予很大的期望。1933年4月，米夫指出：红四方面军“冲过陕西的南部进到四川的东北部，占领了一些地方，扩大了影响，这地域比以前湘鄂边区的地域更大”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7月28日，埃韦特向皮亚特尼茨基报告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省建立起比江西目前的基地更有意义的基地和地区”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60页。）。1934年1月，埃韦特又强调说：“这个地区关系重大，在我看来，有很大发展潜力，从将来的战争角度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战略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35页。）此后，共产国际显著加大了对四川苏区的关注度。埃韦特还积极谋划向四川派出政工人员和军事顾问，以加强对四川苏区的领导力量。

共产国际的态度也影响到中共中央。193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指出：“四川陕西均是统治阶级最弱的一环，在那里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即红四方面军）已成了吸引和团结当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发动整个西北革命运动的杠杆。这在中国革命在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将要引起很大的变化。”（《长征档案》第1卷，第318页。） 7月24日，中共中央又指出：苏维埃运动的种子与影响，已经“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四川、满洲及西北的陕、甘、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7页。）。中共中央还要求：红四方面军“应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的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的西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83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93页。）。4月13日，中共中央进而要求四川省委：“赤化全四川，争取苏维埃在四川全省的胜利”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42页。）。显然，中共中央、毛泽东都强调了发展西北革命的重要意义。

当1934年夏季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时，四川苏区的地位和优势进一步凸显。1934年9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四川省的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34页。）已经回到莫斯科的远东局主要负责人也特别强调四川的作用。埃韦特则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评估了四川的有利条件，指出：四川的经济独立、人口众多，农民生活贫困，敌人的军事压力较小；“四川的政治形势，对我们来说可能比中国任何一个省都更有利”；“在建立广阔而巩固的根据地时，四川具有向各个方向，包括向其他一系列省扩展的可能性”；“从传播革命的角度和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这个地区展现出比我们的中央苏区具有的更多的发展前景”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6页。）。此时，施特恩也指出：“由于江西中央苏区遇到了困难，四川（苏区）问题就提到了首要地位”；“毫无疑问，四川苏区就自己的有利位置、自己的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37页。）。施特恩还建议加紧实施对四川的援助计划，并组建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与四川的联系来组织和领导中国西北各省的游击战”，“在中国西北部掀起农民战争的巨大浪潮，掀起游击活动的浪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0页。）。显然，在中央苏区难以避免失败厄运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已经考虑通过赤化四川来取代中央苏区，进而将革命重心由东南转移到西北。

受共产国际态度的影响，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王明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加强对陕北、陕南游击运动的领导，进而“创造陕西广大的苏区，并且将陕西的运动与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同时又“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康生、王明还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5—246页。）。

从以上情况来看，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前，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就已经有了发展川、陕尤其是四川苏区，进而改变中国革命地域格局的考虑。在这个大背景下观察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路径，就可以看到：转移方向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机的，而是有所指向的。从最初计划落脚湘西到最后落脚陕北的过程中，考虑到当地的敌我情势、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等诸因素，中央红军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多次调整，但总体上是符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着力发展四川、陕西，以西北为革命重心的总体思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红军的转移在大的战略方向上并非盲目随机的，而是有其内在思路的。

另外，1935年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汇报及其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也佐证了当时中共中央对战略转移方向的思考。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中表示：红军转移的“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347—348页。）。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又指出：“此次赤军（即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中央红军入川后，“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剿共军事，无论在作战上运输上皆大感困难，赤军活动愈难抑止矣” （《陈云文选》第1卷，第44—45页。）。红军“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之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 （《陈云文选》第1卷，第85页。）。陈云是于1935年6月在四川离开红军队伍的。他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夕和途中，均有经营四川、发展西北的战略意图。当然，这个战略意图只是总体性的、方向性的。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根据具体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改变赤化全川的设想，转而经由四川进入陕西，最终选择以陕北作为红军的落脚点。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16BDJ00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