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2】

低潮撑持 忍辱负重

1927年10月，刘少奇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环境极端复杂，身处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众叛亲离，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亲“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曾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军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于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光喊口号，不做实事，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省委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主义，克服关门主义，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不是立即暴动），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煽动闹经济纠纷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又提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军北伐，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斯大林这些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乎像圣旨一样，会上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参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3人、候补委员2人），后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定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却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请愿”抗议，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必须要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几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却是战场！外间，成排结队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的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因撤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取消主义”指撤掉原省委书记后，京东党组织“请愿”，刘停止京东组织活动，中共早期用词；“命令主义”指动员山东、京东抗日。都是学苏联发明的词），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处分王藻文，父亲做检讨。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组时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叔叔晚年时，我去拜望，向他诉苦。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可能还有李维汉、康生）等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意思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看到周恩来的讲话，概括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敌叛变，顺直省委各级组织崩溃（时任省委书记和大量党员被捕，组织活动暂停），几近瘫痪的实践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中共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古东三盟等）九省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有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父亲刚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就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被关押10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艰险。

这里插句题外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在长沙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他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诬蔑构陷为党史上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为颠倒黑白之典型载入青史。

回到当年的东北，张学良没收了中东铁路，为此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并惨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拥护苏联，抗议张学良，不能没收铁路，要举行大罢工。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刘少奇就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满洲还是在全国，这都是工运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时，满洲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杨一辰联系，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这在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同时还派遣多名中共党员进讲武堂、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局势极端复杂、环境极度凶险时取得的。仅仅9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中东路争斗失败”另有原因（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后看，他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是，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建立，正好杨靖宇、赵尚志都用上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做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亦国防乎？不为军事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经实践检验出来的。

刘少奇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又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父亲因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被贬称为“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

此时的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三个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是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高潮论”与“调和主义”，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因此，证明刘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党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曾称刘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工作，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证明了刘少奇的主张正确，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坚持抗争。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父亲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委员，受立三叔叔领导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独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李因“极左”被撤职送学。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这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文革”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改组党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冒险主义主流）”，未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了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出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