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4】

全程长征 绝地逢生

前面讲到的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当时普遍认为工人是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最富牺牲精神的可靠力量，这个师的装备也好。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中革军委将其改编为红二十三师。

长征前的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二十三师和红二十一师组成，共7000余人（也有的说3000多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工人）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急电刘少奇（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速返火线，“争取时间”，“掩护主力”。松毛岭大战正酣，战阵指挥员集体回来听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

这里稍加说明，现在没有中央代表这一职务。当时，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军团长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只有十人，候补委员也有表决权）。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回首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就这样走了上千里啊！红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其间，又蹦出个罕见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

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上面讲过，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的老熟人。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见面互问，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多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领袖常共英魂语，晚辈投书赠湘江。

12月1日过江后，军团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名，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上挑夫也不足1000人。奇迹般地，居然还带过来百多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博古：内含民夫5000多人；另记载加民夫共10万）人，湘江一战后打掉了5万（当时清点仅余36919人）。红八军团几近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炼狱般的战火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为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到，刘少奇出的题正确，但“当时……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此题留待以后一步步解决，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焕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这里有一段故事：红三军团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传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泽东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

谁都知道，长征时除了跟围追堵截的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饿肚子问题，吃什么？父亲到红三军团几个月后要过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

自古兵法，专务于兵之首：“委积不多则士不行。”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草地在藏区，地广人稀，去哪儿找粮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开仓放粮，先给赤贫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蒋介石听此传报，都感慨系之，严饬各部效法。而这亘古未见的“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条、银圆是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追问过？

简单两句话：来自苏区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留自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八军团的战士挑夫。长征时多数官兵都领到几块银圆，有的战士直到陕北还揣着这留人体温的光亮救命钱。红军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话背后，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无食，事关全军生死。中央任命刘少奇当了这么个筹粮官，他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多少年，多少事，哪里最复杂、最凶险、最难办，刘少奇就出现在哪里，担当起重任。往日与今时不同，给你个官儿就好当了？那个年代任职担责任，要挨骂、要冲锋、要丢性命的，要恳求、要跪乞、要报终生的！歃血结拜者，远不止刘伯承伯伯一例；亲访喇嘛寺，现珍藏贺龙伯伯手书大字。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亲，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最困难时给予帮助，我们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说，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刘少奇这样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于担当，历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艰难困苦全不论，危难险阻挡不住，出生入死浑不懔！他们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九死一生时打拼、大浪淘沙后仅存的一批精英。

过草地时，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到陕北后，父亲没进延安就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长征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都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

松岭枪炮声悲壮，草地星河影动摇。从长征开始前标志性战役（松毛岭）的红九军团，长征初期担任后卫和挑夫的红八军团，遵义会议和前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筹粮委员会，一直到长征结束的瓦窑堡会议，父亲一步没落。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7000余人里面，还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像刘少奇这样全程参加的更要少。（未完待续）

原载：《党史博览》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