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3】

挺身而出 拼死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共产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

几乎同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反革命。刘少奇持异议：“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举行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来往。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块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

然而，3月14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康生、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就此撤了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一职，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他。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职务，毛泽东回家“养病”。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运的全总党团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陆续分散转移苏区，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32年底，父亲也进入中央苏区，到了被称为“小上海”的长汀。苏区的瑞金好比首都，长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几省交会之处，商业和工业都比较发达，工人也多。

汀州无浪换人间，楚客常思绘新天。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展开全新的工作。陈云是临时中央常委、总工会书记。他们就在长汀和瑞金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工人利益，鼓励苏区工商业发展。例如，确定厂长负责制。苏维埃的厂长和工人是什么关系？劳资矛盾怎么解决？私企劳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并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的，陈云、刘少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实验。当时，什么都学苏联，根据中华苏维埃法律，工人福利过高，没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刘少奇说完全照搬苏联的肯定不行，就报毛泽东批准，改了法律。这一段，为多年后的根据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恢复积累了最初的、可贵的经验。

孙子曰：兵“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当时，地方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为红军的建设、发展、作战和勤务提供物质基础，直接关乎共产党和军队的存亡。

父亲提出“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经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扩红运动形成热潮，仅一年左右，就动员了十万多人上前线。今日缅怀当年的老工农红军，绝不能忘掉这么多的工人是主体之首啊！

刘少奇在瑞金、长汀努力组建工农武装。1933年2月1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兼军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运输工人师（兼军交水陆运输）。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全是工人。这应是现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的前身。刘少奇不仅通过发动工运兵运，组织扩红，为人民武装输送力量，而且亲手组建军队——工人师。

1934年春夏（正史记载7月，长汀有记载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曾任职领导的地方很多：顺直、满洲、江苏，以至后来的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华北局。1932年底，临时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西省委（也可能是湘赣省委）书记，由于交通通信极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苏区中央局未免原省委书记（李富春）。刘少奇一看这情况，遂主动放弃（此为父亲的含糊自述。但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晚年时也向我叙述过几乎相同的情况）。之后，他就留在长汀搞调查，与陈云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此前，刘在苏联被任命为白区江苏省委书记，没能到任；这次，又被任命为红区江西省委书记，到没能任——实为逆旅颠沛奇遇。进入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前，很少人像刘少奇一样，在那么多地方打开局面，独当一面，被传为建功立业佳话。

父亲在福建任省委书记仅数月，主要任务是扩红、筹粮、运输，给军队输送兵员、运送补给，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减租查田，怎么分配土地，怎么解决工厂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还特别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卫大队长吴烈剿灭竹山顽劣团匪。

其间，还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不可小觑的事：划小区域党政组织机构，建立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营，精兵简政，为适应游击战争、为接下来的敌后坚守，做出预置。

当时，最紧要的是支援前线，组织扩红。福建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人确实特别多，开始出征的时候，好几万闽西子弟啊，百分之九十都牺牲了！离断肠，人未归，今我念英烈，隔世长相思——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巨大，毫不逊色于江西人民。

中央红军长征前，具有标志性的一战叫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在长汀附近，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至9月3日，在朱德总司令支持下，林彪、聂荣臻不顾“三人团”短促出击和堡垒战术，诱敌深入20里，由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和红九军团的二十四师在山前的温坊夜袭，第二天又伏击敌援兵，共歼敌4000余人，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见的大胜仗。之后，红一军团奉命转移瑞金。有不少专家将此战算作松毛岭战役前段。

20天后，红九军团在山岭间又打阻击战，也多有专称此为松毛岭战役。无论分段还是专称，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战，战役目的就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9月23日，松毛岭主战役开始，战况极为惨烈，死者枕藉、尸遍山野。战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粮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全打红了，没法儿喝。此役激战七天七夜，是红军出征前最壮烈的一仗，牺牲了近万人，“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最后，部队基本打没了才撤下来。9月30日，红九军团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启程长征——泪如雨下！为掩护主力转移，福建省委组织的汀州保卫战（跨时松毛岭），仍坚守至11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入——血流成河！

无论在山前的温坊，还是在山间的松毛岭，刘少奇不仅组织运粮、补给弹药，作为省委书记还亲自调遣组织了近万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属红一、红九军团作战。临战时，父亲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

现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艰险、其困苦、其英勇、其惨烈仍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幸得今年，《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总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肠决战的英雄豪气，而其巨大损失和教训怎么尽现？特别是松毛岭战役、湘江战役、西路军浴血河西，这样的硬仗、恶战如何再现？确需思考创新，仅知古人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