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前中美秘密渠道考察【2】

二、第三国传信：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

秘密渠道最初建立时，中美之间的信息由第三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传递。这种方式为中美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双方都可说并没有肌肤接触，也都不必因遭拒而蒙羞”（〔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13页。）。渠道高度贯彻高层、保密的原则，周恩来形容是“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1页。）。需要传递的信息交给第三国领导后，由其本人或指定专人用密码或外交邮袋交给驻美或驻华大使，再转给信息接受者。传达信息时，由巴罗两国大使宣读手写的、没有抬头和署名的函件，中方或美方笔录，而函件本身不能被留下来。“一般桌上只放一杯茶，别无其他，因为怕侍者进出听到秘密。”（《本报记者专访中美破冰“巴基斯坦渠道”参与者陈嵩禄——传口信，标点符号也要讲清楚》，《解放日报》2012年2月22日。）两个渠道同时构建和运行，但又以巴基斯坦渠道为主。巴基斯坦与中国接壤，人员物资往来频繁，能为中美两国接触提供更多便利。而罗马尼亚毕竟地处巴尔干半岛，邻国多为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又是其往来中国的必经之地，故中美更偏爱前者。

1.初期接触：尝试构建秘密渠道（1969年7月—1970年9月）

构建秘密渠道的第一步由美国迈出。1969年7月24日至8月3日，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期间，对两国总统叶海亚·汗和尼古拉·齐奥赛斯库就中美关系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愿意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中国应当加入国际社会”；第二，不打算加入中苏冲突，不参加旨在孤立中国的集团；第三，希望他们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在“自然的、适当的时间”，“用低调而真实的方式”，通过“最高级别”的接触把意见带给中国领导人（参见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20, p.52; doc.28, p.75.）。罗马尼亚在9月，巴基斯坦在10月中旬以前，分别把上述信息传递给了中国。

中国十分重视尼克松发出的信号。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叶海亚，待与外交部研究后再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73页。）。从当时国际局势出发，对美接触，特别是公开化的接触有利于在中苏边界谈判等外交活动中对苏施加压力，所以，周恩来在9月7日告诉罗马尼亚：“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谈判。”（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12月2日，又请巴基斯坦转告：“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73页。）作为行动上的回应，中方释放了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恢复了中断近三年的中美华沙会谈。美国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个“有希望的迹象”（《美国务院对我释放两名美国人表示“意外”》，《参考消息》1969年12月9日。），认为“中国这一系列举措很清楚地向我们——也可能是向苏联——发出了信号，即他们有兴趣和我们进一步沟通”（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54, p.154.）。

尼克松在略感欣慰的同时也有另一种紧迫感——周恩来和柯西金的机场会晤和中苏边界谈判的重开使他担心中苏分歧缓和，从而影响刚有起色的中美关系。所以，从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尼克松多次通过巴基斯坦传话，告知美国已停止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并希望同中国“建立最高级的、秘密的联系和接触”（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1970年3月21日，周恩来就尼克松的口信批阅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56页。）巴黎谈判是基辛格与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在巴黎进行的关于越南战争的谈判，本身对外界保密，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未对中国隐瞒相关情况。批注表明，周恩来已明白了尼克松的意思。

中国也有进一步接触的想法。1969年12月12日，周恩来对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华沙渠道“就是用上，效果究竟多大还要看”（《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546页。）。在1970年1月的第135次华沙会谈中，中方明确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讨论“可以在更高级的会谈中或通过其他双方都能接受的途径举行”（骆亦粟：《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百年潮》2008年第4期。），留下了更为彻底的探索空间。然而，从1970年3月起，美国支持柬埔寨反政府武装政变，5月更是直接出兵，中国不得不对尼克松缓和关系的真实动机产生怀疑。3月24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写道：可以料知美国“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所以先有叶海亚转达准备开辟直接渠道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6页。）。为抗议美国侵略行径，中方连续两次推迟华沙会谈，秘密渠道沟通更不必提。

2.实质传递：讨论特使来华（1970年10月—1971年3月）

待美军撤出柬埔寨，国际社会的激愤归于平静后，尼克松立即想办法与中国重新联系。1970年10月，利用各国首脑齐聚华盛顿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契机，尼克松再次求助叶海亚和齐奥赛斯库。和一年多前相比，尼克松又向前迈了一步。他告诉叶海亚，美国愿意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对齐奥赛斯库，尼克松则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有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1页。）。这次传话后，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开始进行涉及两国关系核心内容和美国特使来华问题的实质信息传递。

11月10日晚，周恩来在与叶海亚的单独会谈中获悉了尼克松的口信。和最初传递的口信相比，美国释放的缓和信号已更为明显。除了请巴罗两国传信外，在行动上，美国放宽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拒绝了苏联提交的针对中国的所谓减少意外战争危险的备忘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美国船只进出中国的限制。此外，美苏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没有取得具体结果。这些都使得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有了更清晰的把握。1970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有一系列关于美国的集中谈话，很能说明问题。毛泽东说：“它（美国）抓得很宽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难解决问题。”美苏“划分势力范围这方面矛盾很大”。“美国人进退两难。”“美帝的朋友现在不多了。”他还主动对外放出信号：“谈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可以到北京来谈，但要谈台湾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44、341、345页。）这次借着叶海亚传递口信的机会，同意高层会晤的时机已经成熟。

11月14日，周恩来在给叶海亚的口信回复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中美关系的症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随后表示：“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0—411页。）

12月9日，尼克松和基辛格获悉口信并分析认为，周恩来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同时，没有提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是20年来北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最温和的论调”（〔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23页。）。他们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答复：“在北京的会谈将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是将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至于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东亚和太平洋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该地区的驻军。”〔（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01—902页。）这其实是把台湾撤军与结束越南战争联系起来，既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援越的忌惮，又说明美国急于从越南脱身，并期望得到中国的帮助。

罗马尼亚渠道也在11月下旬将尼克松10月会谈的口信带到了中国。受齐奥塞斯库之托来传口信的是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奥尔基·乐杜列斯库。在21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乐杜列斯库说：“美国准备通过任何途径、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改善中美关系。美国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科技方面的关系，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72页。）周恩来让他转达了和巴基斯坦渠道类似的信息，但有两个表述区别：其一，把台湾看作“中美之间唯一最突出的问题”（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02, p.254.）；其二，加了一个新提法：“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到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73页。）

1971年1月，收到信息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受到鼓舞”。其一，口信只提台湾不提越南，“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2页。）。其二，尼克松“之所以访问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正是由于它们独立于莫斯科”（〔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04页。）。周恩来看似不经意的一句，巧妙地使中美在战略利益上的共同点突显出来。通过此次联系，美国人发现与中国的沟通“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帮助”（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02, p.255.）。1月29日，美国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作了和之前相同的答复。

 此后，受越南战争升级的影响，秘密渠道的信息传递陷于停顿。尽管尼克松反复声明，“行动的矛头不是指向共产党中国”，并作了一些示好如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等等。（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07—908页。），但中国仍将答复推迟。这就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不会允许自身安全受到美国威胁，也“不想牺牲朋友和牺牲原则来寻求和缓”（《法国记者让·拉库蒂尔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最后同意让尼克松来北京〉》，《参考消息》1971年8月10日。）。中国期待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到来，但又有足够耐心。而尼克松和基辛格“焦虑的心情有增无已”，“怕整个事情告吹而烦躁不安”（〔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16页。）。直到1971年4月，一个新契机出现了。

3.频繁互递：达成尼克松访华意向（1971年4月—1971年6月）

新契机是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起，毛泽东就密切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特别是中美运动员之间的接触。当时，外交部、国家体委认为，暂不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反复思量，毅然决断：邀请美国队访华，并催促身边工作人员，“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毛泽东传》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00页。）。这就以人民的交往拉开了官方关系突破的序幕。尼克松“又惊又喜”，他“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立即积极作出回应（〔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3页。）。通过“小球”转动“大球”，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

4月21日，针对秘密渠道停顿之前的两条信息，即尼克松1970年12月和1971年1月的口信，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作出答复：“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第452—453页。）周恩来还建议，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细节，可以通过叶海亚的斡旋作出适当安排。

这个口信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主动正式邀请了美国总统访华，而且将两国从小心谨慎的口头试探推进到面对面交流的实质行动，并对这一行动作出了具体安排部署，开启了秘密渠道信息传递的新篇章。美国收到信息后也认为，已经到了“迈出更大的步子”的“关键时刻”。他们先以口头方式回复接受总统访华邀请，又慎重地起草了回复口信，提议由基辛格在尼克松访问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参见〔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6—237页。）美国还在口信中强调：“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25, p.319.）这主要是针对罗马尼亚渠道谈的，因为它“太暴露了，风险不可避免地过大，地理位置也太不好了”。“尽管它在早些阶段帮了很大的忙”，但“不适于在最后阶段办理联系事宜”。（〔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17页。）

5月17日，中方收到信息。22日，美方又补来一个口信，对两天前刚发表的关于美苏两国同意制定限制反弹道系统的部署的协定作出说明，指出美国“不签订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基辛格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他将参加的预备会议的议程之中”（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可见，尼克松对整个沟通小心翼翼，生怕让中国之行泡汤。

中方也看出，美方态度总体上认真积极，虽对台湾问题仍有回避，但已明白其重要性，并对来华具体工作进行了初步安排，在涉及中国利益问题的沟通上也比较及时。于是，中国方面也开始了对美会谈的筹备工作。5月25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研究答复口信。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美会谈情况。6月4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225名各有关方面负责人认真学习讨论了由周恩来主笔、其他政治局成员反复修改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中美双方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口信的情况，预估了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访问可能出现的情况和相应对策。通过这份报告和其他相关材料，主要领导干部澄清了各种思想疑虑，统一了认识，为中美关系的转变作好了准备。

5月29日，周恩来发出答复口信：“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周恩来还在口信中对基辛格来华的具体日程、飞行路线等作了具体建议，甚至详细到是否可以携带电子通讯设备的问题（参见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30, pp.332-333.），体现了中方对此次沟通的重视与对美方特使的尊重。

 6月2日晚，尼克松和基辛格收到了这封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最重要的信件”（〔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8页。）。基辛格回忆道：“我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周恩来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即每一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它最关心的问题”。4日下午，尼克松回信进一步商讨访问细节。19日，叶海亚书面照会美国：“我们一定做好绝对可靠的安排”。（〔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32、934页。）在巴基斯坦的帮助下，基辛格秘密访华圆满成功。7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