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前中美秘密渠道考察【3】

三、面对面会晤：巴黎渠道和纽约渠道

基辛格访华期间，中美就相互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了解了彼此的基本态度，已不必再劳烦第三国斡旋。双方约定在巴黎直接接触，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联系，巴黎秘密渠道由此诞生。1971年11月，中美两国又建立了另一条联系渠道——纽约渠道，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基辛格在纽约会晤。两条渠道并行，但又以巴黎渠道为主。尼克松访华后，巴黎渠道转向公开，但纽约渠道仍秘密运转，一直延续到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之后。

1.巴黎渠道：完成尼克松访华安排（1971年7月—1972年2月）

选巴黎作为联系地点，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基辛格为了越南和谈事宜经常来往于美国和法国之间，既方便他行程安排，也便于掩护中美秘密联系的实际情况；二是法国国际地位相对超脱，是“坚持其战略独立性的北约成员”（〔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18页。），不仅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来往自由，而且和中国、越南都有外交关系；三是法国领导人对中美和解持支持态度，曾表示希望中国能够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避免由美苏两个大国来解决问题，这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0页。）。巴黎还有一些便利条件，具体包括：崇尚自由，对使馆工作没有严格的限制；处于欧洲中心，交通发达；报纸、书刊种类多，消息来源广；等等（参见《黄镇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第237—238页。）。事实上，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开辟秘密渠道之初就尝试通过巴黎与中国联系这种尝试至少有两次。一次是1970年4月，基辛格安排沃尔特斯向中国驻巴黎武官方文传递希望打开秘密渠道的文稿。方文并未接收文稿，但将此事报告了黄镇。另一次是9月27日，基辛格托朋友让·圣特尼向黄镇提出，美方希望与中方直接联系。12月23日，黄镇表示已把信息呈送给中国领导人。（参见《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472—473页；〔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897、903页。），但由于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发展状况、联络人选择等诸多复杂原因没有成功。正如黄镇对沃尔特斯所言：“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后来才成熟了。”当时沃尔特斯说，要是黄镇的武官收下他在4月递交的那封信，谈判就有可能提前好多天。（参见〔美〕弗农·阿·沃尔特斯著，张毓文等译：《沃尔特斯回忆录：秘密使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82页。）

巴黎渠道的主要任务是转达由双方领导人直接起草或批准的口信和文件，虽不像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由首脑亲自出面，但传递的仍是来自中美两国最高层的指示，“是一项十分机密、十分重要、十分敏感、十分微妙的任务，一着不慎，便会影响全局”（《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第479页。）。为保证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双方主要用法文翻译，当对某个问题发生疑问时，会用英、法两种语言各说一遍以抓住确切意思。为保证渠道运转的秘密性，在具体接触中，双方严格控制知情人员，使用代号联系，选择相对隐蔽的中国大使官邸作为接触地点。沃尔特斯步行前来，以防汽车外交牌照露馅。基辛格则由法国总统蓬皮杜安排绕过海关和边检，连美国驻法使馆都不知情。而黄镇也精心布置，“为了掩人耳目，官邸前院大门保持半掩半开”，翻译韦东和曹桂生一个“在院里佯作散步，注意观察，一俟沃尔特斯到来，便立即开门迎入，以免沃尔特斯在门外等候过久，暴露目标”，一个“在楼门口等候，把客人引入客厅”（曹桂生：《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巴黎渠道秘密运行期间，“沃尔特斯共来黄大使官邸45次”。“基辛格1971年来黄大使官邸三次，1972年来过一次”。（曹桂生：《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第49、50页。）通过这一渠道，双方商谈了如下内容：

第一，重大国际问题。包括美苏关系、越南战争、南亚局势等。中美公告发表后，苏联通过《真理报》和东欧同盟国作了一系列负面表态，指出：“在美国统治集团的言与行之间有很大的跑离（原文如此——引者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将估计到中美接触的一切可能的后果”（《苏〈真理报〉反华文章：〈关于北京与华盛顿的接触〉》，《参考消息》1971年8月1日。）。其在外交上也有所行动，急于和美国改善关系。因此，在1971年7月19日巴黎渠道的初次联系中，沃尔特斯就向黄镇递交了一份确认美国将把“可能考虑与苏联人达成的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谅解，都详细地告诉北京”的函件（〔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983页。）。此后，美国又把这一范围扩大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所认为的“所有和中国人有关的重要问题”（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55, p.479.），主动在突发战争会谈、柏林谈判、日本天皇访问等问题上提前告知中国，并及时与中国交换对南亚局势的看法。以越南停战问题为例，在1972年1月底至2月中旬的信息传递中，双方曾就“八点和平建议”等内容进行商榷。美方反复解释相关“承诺”只是美国“单方面的而不是对等的义务”，“知会”中国完全是美国“自愿”。中方在“注意到美国信息中的澄清”后，语气也有所和缓，从最初措辞严厉的“中国人民不仅不会退缩，甚至会给予最大程度的民族牺牲来坚定支持越南人民”，转变为“中国支持越南的正义斗争，但绝对不会干涉美越谈判”。（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88, p.657; doc.191, p.660；doc.187, p.655; doc.190, p.659.）

第二，双边关系问题。主要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黑格先遣小组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相关准备和释放在押美国人等具体问题，“诸如各类随行人员和机组名单、专机电台功率、频率、呼号和飞行路线；尼克松总统访问时用的地面通讯卫星终端及播送中心站的全套设备的运送和设置等等”（曹桂生：《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第53页。）。这其中有斗争，也有合作。在斗争上，联合国和台湾问题仍然是重点。如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新闻预报时间上，美方提出9月22日、23日和10月5日，并倾向前者，但中方预计美国将在9月开幕的联合国大会上继续制造“两个中国”，故选择10月5日公布预告，并相机再次阐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合作上，双方共同为美国领导人访华成功而努力。如为解决美方派遣大量先遣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华的问题，中美商定，同时举行几种不同级别的会议，这样周恩来和基辛格“就可以解决一些最敏感的问题而不致受到干扰”（〔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995页。）。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11月8日晚，毛泽东在接见即将赴美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时，明确要求黄镇通过基辛格转告美国政府：必须保证代表们的安全（参见周南口述，宗道一等整理：《联合国工作忆事》，《百年潮》2006年第4期。）。后来黄镇在巴黎渠道和沃尔特斯的会晤中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并感谢“美国人帮了大忙”（〔美〕弗农·阿·沃尔特斯著，张毓文等译：《沃尔特斯回忆录：秘密使命》，第578页。）。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方对巴黎渠道的重视和信任。

巴黎渠道商谈的内容看似琐碎，实则具有内在联系。重大国际问题的商讨，是为了消除疑虑、增进互信；而双边关系的重点，无疑是尼克松访华的具体安排。如果在前者的沟通中，中方没有感觉到美方的诚意，那么后者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外交务实，毛泽东等一直认为，中美关系能否缓和“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30页。）。美方也明白，他们对各种信息的澄清、通报、交换，都是为了追求“两国关系的根本改变”（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91, p.660.）。因此，两国才能在巴黎渠道中心照不宣，配合默契。

2.纽约渠道：经受南亚危机考验（1971年11月—1972年2月）

1971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官可以利用常驻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代表的身份在纽约公开活动而不会引起广泛关注，这就给中美接触创造了条件。纽约毕竟是美国本土，地理条件优于巴黎。所以，11月15日，基辛格通过巴黎渠道提出，中国驻联合国的新使团应被授权同美国一方紧急会晤，“以防不能及时通过巴黎联系中国”（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55, p.478.）。20日，中方同意了建立纽约渠道的建议。经两国商议，纽约渠道保持绝密，且与巴黎渠道进行分工：前者主要处理“有关联合国的问题”和“紧急信件”，“其余事务则照旧通过巴黎进行”（〔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1133页。）。也就是说，巴黎渠道仍是双方联系的主要渠道，纽约渠道并不寻求大量接触（参见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3, p.596.）。

纽约渠道由基辛格亲自和黄华联系（黄华不在时由陈楚大使代替），此外，参与渠道运转的还有黑格将军和基辛格助手温斯顿·洛德、中方翻译兼联络员施燕华（联合国代表团回国前由唐闻生翻译）和过家鼎。会晤时间多在晚饭后，由美国中情局派普通的家庭用车来接，“几乎每次双方抵达时间都只差一二分钟，安排得很精确”（施燕华：《我的外交翻译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会晤情况由基辛格和黄华直接向尼克松和周恩来报告，美国国务院“一无所知”，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概不过问”（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纽约渠道建立之初，正是南亚局势不断恶化之时。苏联为应对中美接近，和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得到支持的印度很快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在尼克松访华以前，南亚问题占据了纽约渠道“大部分的时间”（FRUS, 1969-1976, Vol.XVII , China, 1969-1972, doc.173, p.596.）。其首次联系就是在印度向孟加拉地区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的第三天，即1971年11月23日。地点在纽约东30区“中央情报局曾用作安全接头地点的一幢古老的褐石建筑物里面一套狭小而寒碜的房间”（〔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1133页。），时间长达2小时。在这次会晤中，黄华重申了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立场，基辛格则通报了美国的做法，包括给予巴基斯坦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切断对印度的援助等。12月10日，基辛格向黄镇通报了美国对印度采取的施压措施、与苏联关于南亚问题的沟通情况及对南亚次大陆军事态势的评估，双方就停火与撤军问题进行了商榷。12日，黄华转达国内意见：同意美方提出的将停火和撤军分离的原则，首先就地停火，然后双方同时撤军。（参见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3, p.596；doc.176, pp.609-617；doc.177, p.621.）黄华还和黑格进一步交换了在安理会决议问题上的观点。

通过纽约渠道的沟通，双方了解了彼此对南亚问题的态度，协调了相应的行动，在接下来的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对印巴战争的处理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实现了联合国框架内的首次良好合作，迫使印度接受了联合国停战协议。

纽约渠道这一时期的沟通还有更深远的含义。自6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和巴基斯坦交好而与印度存在边界冲突，若印度得逞，中国的边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黄华在会谈中指出：“这将提供一个先例，使印度和苏联有可能勾结起来肢解其他国家。”（〔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1154页。）更何况巴基斯坦是秘密渠道的中间人，“正在为他既是中国的一个朋友，又是美国的一个朋友而受到惩罚”（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6, p.616.）。美国对待巴基斯坦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将来会对中国采取的态度。所以，在纽约渠道的沟通中，美国不仅及时将掌握的苏联军事情报告知中国，而且反复强调，不会对苏联的行动漠然视之，“美国将反对他人干涉中国”（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6, p.612.）；美国甚至采取强硬立场，派出第七舰队增援巴基斯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南亚危机成为中美关系的试金石，而纽约渠道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为刚刚缓和的中美关系积累了信任，与其他三条渠道一起，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