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前中美秘密渠道考察【4】

四、余论

应该指出，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中，两国之间的政治沟通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除秘密渠道之外，还包括领袖个人的缓和表示、官方政策示好、民间文化交流、华沙会谈、高峰会谈等。这些内容相互补充、相互推动，共同释放了中美两国谋求接近与缓和的对外政策意图。相比于其他途径，秘密渠道的优势在于：其一，减小外界阻力，避免媒体和他国干扰，特别是第三方蓄意破坏的行为，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其二，避开传统外交渠道的冗杂程序，由高层领导以最具效率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对于长久隔绝对立后尝试寻求接触的中美两国而言，这两个优势尤为重要。所以，其他途径大多偏重试探虚实、引导舆论，而秘密渠道则传递了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确切信息，完成了基辛格访华、黑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实际安排，经受住了南亚危机的初步检验，是将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判断推进到具体行动层面，最终达成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环节。而渠道的自身发展过程——从第三国首脑斡旋，到在第三国面对面沟通，再到在美国本土直接交流，也是中美关系的坚冰不断融化的缩影。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美建交，双方曾通过不少中间国家传递信息，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瑞典、英国、坦桑尼亚等。但这些方式或者沟通效果欠佳，没有达到目的，或者只是偶尔的、单向的信息传递，没有像后来的巴基斯坦渠道、罗马尼亚渠道一样，建立一年多的、相对稳定的信息传递机制，更不必提最终推进到巴黎渠道和纽约渠道的实务沟通层面。其中，国际背景和国内政治环境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在冷战初期的台海危机中，中美敌对情绪正浓，所以尽管周恩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表示中国不拒绝就台湾海峡形势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国务卿杜勒斯仍然态度强硬，不仅对信息不加考虑，而且对哈马舍尔德的斡旋活动十分不满。又如，1965年4月，中国尝试通过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传递越战中的警示信息，但受相互敌视的传统观念和战争不断升级的影响，约翰逊总统认为，阿尤布之前在北京的访问会在华盛顿引起不利的公众反应，因而推迟了其对美国的访问，造成信息传递失败。当几个月以后美国打算通过英国同中国联系，并转告北京已对英国渠道予以加密的时候，中国的内政已经越来越朝着“左”的方向发展，中英关系冷淡了下来，这一渠道自然被弃之不用。

而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方面，国际背景的变动，特别是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使中美双方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了更多共同点，产生了战略接近的需要。正如周恩来对美国媒体谈到的：“现在世界既然有些变动，总要使大家都不受损害”（《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600页。）。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一些激进政策的消极后果充分暴露出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67年8月，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亲自过问外事工作，着手调整60年代以来既反帝又反修、同时应付美苏“两条线”的外交方针，把制止苏联大规模武装入侵作为战略防御的中心任务，并尝试与美国接近。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最终形成“一条线”的战略构想，即建立一条从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美国的统一战线，以抗衡苏联的霸权主义。所以，相对于以管控危机、避免战争为目的的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中的信息传递，本文所分析的秘密渠道是由内外因共同促成的中美外交战略大调整下的产物，实施环境更稳定，政策时效更长远。这也是为什么双方在意识形态仍有对立的情况下，还能努力尝试用对方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在信息措辞上反复斟酌，在字句解读时多加思量，成功维护了秘密渠道的运转。

此外，信息传递者的选择也很重要。朝鲜战争期间，中美就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与否的沟通就是因为信息传递者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本身不受美国信任，被认为“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从而造成美国把中国“要管”的决然态度误判成“恫吓”（〔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24页。）。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在为秘密渠道寻找信息传递者时，也曾尝试过荷兰、喀布尔、挪威等，但都没有成功。荷兰渠道是荷兰驻北京公使德克森的个人投机行为，他主动告诉美国可以在美国和北京之间“扮演联络渠道”的角色，并声称中国外交部某官员向他“保证”，如果美国希望“改善关系”，那么“所有的事都会变得简单”。但当基辛格准备启用这条渠道时，却发现德克森并不能接触中国高层，“这次与中国接触的努力是失败的”。（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66, pp.176-178.）喀布尔则因为层级太低，美国不想再次通过使馆进行对话。挪威外交官虽然有充当中间人的愿望，并在1971年2月至4月间向美国主动传递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人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中国也有“希望挪威可以继续成为一个沟通渠道”（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04, p.257.）的意愿，但因为美国“在那里的大使馆人手不够”（〔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18—219页。）而没有实现。可见，即使在其他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信息传递者也是“一票否决”因素。

在这方面，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受到中美双方信任。叶海亚和齐奥塞斯库是与中美两国均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首脑。周恩来在口信中明白地表述了这一点：“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伟大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01页。）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时说：“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页。）尼克松也高度赞扬叶海亚是“一个真正的领袖，非常有智慧”，欣赏其在处理中美信息交流时的“微妙和机敏”（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20, p.52；doc.122, p.313.）。罗马尼亚则从1964年起抵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对中国的围攻，“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美〕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63页。）。巴罗两国也愿意调和中美关系，虽然有自身的考虑，如最大限度地争取外援、保证战略均势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斡旋中恪尽职守。以罗马尼亚1971年1月带给美国的信息为例，当基辛格拿不准周恩来是否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作为中美建交的先决条件时，罗马尼亚驻美大使博格丹给出了个人印象：“中国总理实际上是建议白宫考虑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折中方式——而不是告诉美国应该做什么。”（〔美〕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第465—466页。）这个时候中国确实已经在酝酿更为灵活的对美方针。1971年5月，《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的八条原则，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同时，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作为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89—890页。）这就提出了参考意见，使基辛格豁然开朗。巴基斯坦渠道则以“评估”的方式告诉尼克松：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寻求有意义对话的意图是中国软弱的信号或者是对美苏结盟对抗中国的恐惧，那么可能会危及未来的谈判”（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70, p.186.）。在传递信息时，叶海亚十分谨慎，“会亲自做记录并当场核对，连标点符号也要讲清楚才行”（《本报记者专访中美破冰“巴基斯坦渠道”参与者陈嵩禄——传口信，标点符号也要讲清楚》，《解放日报》2012年2月22日。）。巴罗两国出色的表现，减少了由第三国沟通所带来的不便，不仅增强了信息的准确性，而且帮助中美两国更好地理解对方意图，大大增强了秘密渠道的灵敏度。

即使在中美直接沟通的巴黎渠道和纽约渠道中，信息传递者也经过慎重选择。黄镇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将军大使”、中央委员，外交经验丰富且深得信任。周恩来曾请专人赴巴黎将当时高度保密的九一三事件告他知晓（参见符浩：《“九·一三”事件补白》，《新中国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沃尔特斯曾任尼克松翻译，精通八国外语，多次被派往国外执行秘密使命，被基辛格形容为“靠得住”。黄华则是著名的“美国通”，是筹备基辛格与周恩来预备性会谈的中央外事小组成员之一，“温文有礼，和蔼可亲，而且老练沉着”（〔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965页。）。这些外交工作者严格保守机密，遵守工作授权，及时、准确地将信息传递给中美两国最高层，对秘密渠道的成功运转发挥了关键作用。

秘密渠道中的中美互动也很值得探讨。秘密渠道的构建系美国率先提出，其所传递的很多信息也是用以表明立场的。美国似乎生怕在一些问题上造成中国的误解，整体上看，好像更积极一些。但中国是否处于消极、被动地位呢？其实不然。首先，中国要考验美国的意图，“谋定而后动”。中美毕竟对抗了20多年，中国需要在初步接触的同时，搁置一下看看，防止美国“迂回曲折耍花招”（《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46页。）。周恩来对叶海亚委婉地说明过这一点：美国的“缺点就是不成熟，表现在政策上和国际行动中就是容易冲动、多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1页。）。在看清尼克松因为越南问题、苏联问题、竞选问题不得不与中国接触之后，中国就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其次，中国运用了“心理战”策略，认为不宜表现得过于急迫，“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第22页。）。从实施效果看，这种做法确实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视，从而在策略上掌握了主动。再次，恰当把握时机，主动打开局面，不单纯依赖美国行动。乒乓外交就是最好的说明。它虽不是秘密渠道的组成部分，却是将秘密渠道从停顿推向高速运转的重要契机。它反映出中国改善关系的友好态度，是用公开信号对美国传递秘密信息的回应，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却又微妙地发出警告——如果秘密交往受挫，中国可以组织人民对人民的往来。可见，中方看似“我不主动，也不回避”，“不冷不热、不亢不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30页。），却在实质上牢牢把握了主动权。熟悉中国风格的外交家明白，“对中国来说，如果你敲了一扇门，他们就会打开另一扇门”（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28, p.322.）。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国反复接触的基辛格则谈道：中方是“设法让对方主动提出中方喜欢的建议，然后中方予以认可”（〔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39页。）。这是中国的外交艺术，这种艺术离不开老一辈领导人对复杂国际局势的深刻理解，对策略的纯熟运用与对时机的恰当把握。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