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淞：關於大力弘揚黨史文化的幾個問題【3】

（五）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形成了以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為黨的先進性集中體現的黨史文化
　　90多年來，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進程中，培育、錘煉和形成了許多優良傳統和作風，成為激勵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艱苦奮斗、開拓進取、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精神力量。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是黨的奮斗與先進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黨的偉大精神是先進文化在實踐中的升華與結晶。這些傳統和作風主要有：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概括的三大作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概括的“兩個務必”，黨的八大提出的“三堅持三反對”﹔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一大上強調的五個“一定要恢復和發揚”﹔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八個堅持、八個反對”﹔胡錦濤同志在十六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提出的“八個方面良好風氣”，以及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四個大興”，等等。黨的這些優良傳統和作風，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升華和發揚光大，是黨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偉大的時代、偉大的事業，既呼喚偉大的精神，也造就偉大的精神。在戰火紛飛的革命歲月，我們黨用先進文化熔鑄黨魂軍魂，無數共產黨人以先進文化為精神養料，高舉愛國主義、共產主義進步旗幟，用鮮血和生命培育出偉大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紅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大無畏革命精神。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火熱建設年代，我們黨領導人民把愛國熱情融入創業實踐之中，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嚴重封鎖和一窮二白基礎上，進行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的偉大實踐，培育出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大慶精神、紅旗渠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鐵人精神、焦裕祿精神、南京路上好八連精神等艱苦奮斗、艱苦創業精神。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根據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我們黨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奮力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中，黨的領導人對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作了精辟概括。比如，鄧小平同志概括的“五種革命精神”，江澤民同志概括的“六十四字創業精神”、“抗洪精神”，胡錦濤同志概括的“載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災精神”、“北京奧運精神”等，都是時代精神的具體體現。實踐表明，90多年黨的歷史上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創業精神、時代精神，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在中國大地上閃耀出的燦爛光芒，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生動反映，是中國共產黨偉大精神在特定歷史時期、完成特定歷史任務中的生動展示，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延續，是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在當代中國的集中體現和創新發展。
　　黨的光榮傳統、優良作風和偉大精神，是黨史文化最本質、最直接、最生動的體現。我們要大力弘揚、宣傳黨的光榮傳統、優良作風和偉大精神，以此來堅定理想信念、凝聚奮斗力量、鼓舞革命斗志，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六）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形成了以民族性、科學性、大眾性為本質特征的黨史文化
　　黨史文化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如前所述，黨史文化屬於黨的文化的范疇，是黨的文化的歷史表達。而黨的文化又是為黨的奮斗目標的實現服務的，是黨的性質的重要體現。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這一性質直接影響和決定著黨的文化和黨史文化的性質。因此，我們可以說，從本質上講，黨史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對我國文化總體地位、基本風貌、科學內涵、精神實質以及價值取向的定位，作為引領我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黨的文化和黨史文化，不僅理應達到這些要求，而且應該做得更好。所謂民族的文化，是指多民族文化共同繁榮、平等交流、融合而成的一種多樣而統一的文化﹔科學的文化，是以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為指導，以先進的價值體系為主要內容，以科學的精神和態度對待一切事物的文化﹔大眾的文化，是指面向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服務人民群眾的文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以及由此確定的文化發展方向和方針等，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屬性，也理所當然體現了黨史文化的本質特征。
　　在舊中國，廣大勞動人民是被統治階級，不僅在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而且在文化上也沒有地位和權益。正如毛澤東同志1927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指出的：“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黨自成立以來，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與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統一起來，自覺承擔起復興民族文化、維護人民文化權益的使命。在民主革命時期，“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一系列發展文化的方針政策，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精神文明。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黨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根據新世紀新階段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胡錦濤同志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及與之相適應的和諧文化的理念﹔隨著文化建設的不斷加強，黨關於文化發展的任務和方針也日益豐富和明確，如“二為”方向、“三個面向”、“三個貼近”等等，都體現了我們黨始終堅持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本質要求和根本方向。
　　堅持黨史文化的民族性、科學性、大眾性，准確把握黨史文化的本質，我們就能夠始終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堅持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促進黨史文化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中不斷發揮獨特優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黨史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以上我們重點探討了精神層面黨史文化的內涵，與此相生相伴的，還有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的黨史文化。在這裡，我簡要地談點看法。
　　物質層面的黨史文化，簡而言之，就是以物質形態為載體的黨史文化。黨史文化通過物質載體得以展現和傳播。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取得的物質成就，也就是90多年來黨領導人民為完成和推進“三件大事”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物質成就。第二，黨在歷史活動中形成和凝聚的物質文化實體。如黨史遺址遺跡、黨史人物的遺物、相關檔案文獻等。民主革命時期的黨史遺址遺跡，有許多重要會議和戰爭舊址，有重要黨史人物的故居、舊居、活動地和革命烈士陵園，以及事件類和綜合類的紀念園、陳列館等。新中國成立后的黨史文化遺址遺跡，有紅旗渠紀念館、鐵人王進喜紀念館、孔繁森紀念館、大包干紀念館等等。第三，記載、表現、傳播黨史文化的紙質媒介和其他物質形式，包括各種黨史基本著作以及黨史通俗讀物、人物傳記、資料匯編、研究報告、宣傳手冊、戲劇、小說詩歌、影視作品和網絡文藝作品等。此外，還有大型黨史主題展覽及諸多報刊等。
　　制度文化是黨史文化的制度凝結或法制化表現。一般指黨在歷史上形成的規章制度和體制機制。我們黨以民主集中制作為根本制度，探索和形成了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黨章在其中居於核心地位。黨的制度建設以黨章的修改完善為主線、以民主集中制的健全為核心，逐步形成由黨的領導制度、黨的組織制度、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黨內選舉制度、黨員權利保障制度、黨的干部制度、黨內監督制度，以及黨的具體工作制度等配套的黨內制度體系。制度的形成，具有自然演進和理性建構兩種基本方式，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在制度設計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了黨在整個國家生活中的核心領導地位和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基本領導體制。這既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又是社會對黨的文化、黨史文化支持和認同的表現。制度層面的黨史文化，對各級黨組織、全體黨員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具有引領、約束作用，體現為黨史文化的制度保障。
　　應當指出，我們把黨史文化分為精神、物質、制度三個層面，一方面是它從內涵到外延包含著這三個層面，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便於研究和分析問題。實際上，精神、物質、制度三個層面的文化，既是相對獨立的，又是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點，物質、制度層面的文化更多的是精神層面文化的重要載體，而精神層面文化更多的是物質、制度層面文化的集中體現。三者統一於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的偉大實踐，共同構成了廣義上的黨史文化。我們在研究黨史文化問題時，要注意三者的聯系與區別，以推動黨史文化研究的深化。
　　習近平同志對研究總結黨的歷史作出過許多重要論述。在2010年7月中央召開的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他指出：“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就要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在今年6月召開的全國創先爭優表彰大會上，他指出：“回顧我們黨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長期奮斗中黨所形成的獨特優勢是全面的，包括理論優勢、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和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通過對黨史文化的歷史形成和主要內涵的系統回顧和總結，使我們進一步加深了對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的認識﹔加深了對黨在長期奮斗中所形成的獨特優勢的認識。從精神實質上講，黨史文化就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的集中體現，就是黨在長期奮斗中所形成的獨特優勢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