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3】

三、“全面協調可持續”與中共歷史研究

“全面協調可持續”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以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自然也應在研究中貫徹這一基本要求，具體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共歷史研究應做到“全面”。全面是一個哲學范疇，與之對立統一的另一個范疇是片面。全面並不是要求面面俱到，從辯証的視角來看，做到“全面”就是要防止片面的發生。同樣，在中共歷史研究中要做到“全面”，也並非是說事無粗細、大小和輕重之分，統統加以羅列和均衡研究，它實際上強調的是研究視野要寬廣，研究思路要開闊，研究方法要多學科交融。

要做到研究視野的寬廣，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去考察。研究某一歷史事件的發生和結局，就必須考察這一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它的結果又會有哪些歷史影響，這種縱向的時間跨度要能夠拉得開，視野才能變得寬廣。以北伐戰爭為例，按照生產力發展的這條主線，它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的爆發，而其歷史影響又成為導致土地革命戰爭爆發的原因，這就是一種縱向的視角貫通。就橫向的空間維度而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活動不僅在思想理論上受到過各種國際思潮的影響，而且也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在研究過程中，考察這種空間跨度的范圍越大，得出的結論也就更為准確和客觀。實際上，這種視角的寬廣，就是毛澤東所講的黨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研究思路的開闊，則講的是研究理論和方法的運用問題。同一歷史事件，用不同的理論作指導，由此產生對歷史事件的不同解釋模式，得出的結論也可能並不一致。就中共歷史研究來說，多年來都是用政治斗爭來解釋，20世紀80年代中期，黨史界提出應該把其放到整個中國現當代社會中去考察，並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活動的目標，而政治斗爭以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的改革，都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手段。研究者要做到思路開闊，就必須熟悉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時又要博覽眾家之長。

強調多學科交融，就是在中共歷史研究過程中，不僅要精通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而且對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口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也要能夠熟練運用。比如，中共歷史研究與社會學“接軌”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學界將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由此興起了史學研究的社會史“熱”。1991年，筆者提出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從社會史的內涵、功能、社會的發展和變遷等方面，來開拓黨史研究的新視域。此后，經過多方的努力，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加強。與此前相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將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引入到中共歷史研究之后，使得對社會生活的關照空前細膩，一些此前不為人所過問的領域，也開始有研究成果紛紛問世。另外，將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引入到黨史研究，帶來的另一重大變化就是史料搜集范圍的擴大。以前學者很少關注的民意測驗等相關材料，在研究中現在也逐漸派上了用場。需要說明的是，引進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實際上主要是用其他學科的有關分析思路，而不應該生搬硬套。

第二，中共歷史研究應做到“協調”。就協調的本義而言，是指事物分散的各部分之間相互配合，和諧一致，以使整體達到一種最優狀態。中共歷史研究要做到協調和相互配合，應著重注意如下問題。

黨史研究要科學分工協作，避免重復勞動。一些學者出於某種目的，對同一題目展開重復研究，既在材料上沒有任何進展，又在觀點和理論水平上缺乏創新，由此造成人力、財力、物力的大量浪費。所以一些主管機構和部門，在課題的立項審批和資金發放上，應該注意這種研究內容上的協調。從黨史學界來說，作為領導機關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不能隻管各地黨史研究室，而應該照應到整個黨史界，每年做出意向性規劃，提出中共歷史研究中應該關注的課題。導致重復勞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對黨史學史把握不夠，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前人已經有了完整的研究成果。自己白費了半天勁，成果出來后才知道因孤陋寡聞而造成重復勞動。

要協調，黨史研究還應處理好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這兩方面的研究，對中共歷史學科的發展而言，都很重要，不能“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在研究內容上，首先要協調中共歷史各個時期的研究。不能因為強調對社會主義時期中共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而輕視民主革命時期的研究。就當前中共歷史學科的基礎研究而言，如下幾個方面比較薄弱：一是對學科體系的建構，具體包括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范圍、時段劃分等方面的內容﹔二是在指導理論與方法的運用上，像生產力理論、現代化理論、歷史主義態度、歷史評價標准、比較法、計量法、逆向考察法、系統分析法等等﹔三是在分支子學科的發展上，如黨史史料學、黨史目錄學、黨史文獻學、黨史版本學、黨史校勘學等。這幾個方面都屬於中共歷史學的基礎研究，其研究力度都有待進一步加強。

強調中共歷史研究的協調性，還必須打破條塊分割，實現資源共享。當前這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體現在資源的利用上。就現階段中共歷史研究的可用資源來說，從中央到地方的縣甚至鄉鎮，各級都有相應的黨校或黨史研究室，資源可謂豐富。但由於各機構或部門之間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現象比較嚴重，由此造成很多的資源浪費，這也是出現重復勞動的制度根源。如在檔案資料的使用上，根據中國的國情，開放的資料原本就比較少，一些檔案館還以中央有規定為由，本來可以開放的資料，他們為了自己出版東西贏利，而有意對讀者進行信息封鎖，即便是可以對讀者開放的資料，也是拐彎抹角、手續繁雜。這種計劃體制下的條塊分割狀況，一直延續到現在，既不利於實現資源共享，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精神。在封鎖的條件下，協調便無從談起。另外，當前研究者個人之間的協作也很不夠，有材料的理論水平和組織能力跟不上，有新思想的卻缺乏一手材料。這種情況如不從根本上轉變，很難使研究水平有大幅度提高。

第三，中共歷史研究要做到“可持續”。任何學科，要使其研究具有可持續性，有兩點至關重要：一是研究的科學性，它涉及學科的性質問題，隻有科學的東西，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而經久不衰﹔二是研究能力的開拓與創新。就黨史學科而言，做到研究的科學性和創新性，也是永葆研究具有生命力的要務。

堅持科學性。對於中共歷史學科的性質，以前爭議頗多。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界定為歷史學科之后，黨史學界對這種觀點表示認同的人越來越多，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外界，對中共歷史學則很不理解，認為它根本不是科學，而只是一種宣傳工具。要正視這些意見，保持研究的可持續性，就必須凸顯學科的科學性，在指導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來研究中共歷史。事實上，在實際研究中，不堅持唯物史觀的現象並不少見，特別是在引進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時，一些研究者往往就簡單地使用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這就不對了。其實，無論引進什麼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都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

保持創新性。勇於創新是科學研究可持續的原動力。關於中共歷史研究的創新問題，實際上也存在這兩種情況。一種是著眼於原有史料的重新闡釋和新史料的發掘，這要下很多功夫。新史料的發掘有時是很難的，因為容易找到的史料，早已被人使用過，所以研究者要想各種辦法去找。當然，這種事也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同時，研究者還應該時刻注意有關部門公布的一些新的文獻資料，以便即時使用。另外，還應該從海外和港台地區的相關研究機構找到一些國內同行看來比較新的材料，在考証其真偽性的基礎上，加以使用。對原有的史料也可以重新審視。比如，五四時期的期刊眾多，過去丁守和、殷叔彝、張允侯等編寫了《五四時期期刊介紹》，起了很大作用，但至今已有數十年，現在看來有些認識需要重新考慮。所以，這樣的工作，也應該要下功夫去做。另一種是強調在理論和思維方式上的創新，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原創性研究。要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當然也並非易事，就是黨史界的許多大家，有些對理論和思維方式上的創新也重視不夠，這與黨史學界多年來長期存在的基礎理論薄弱的現象不無關系。另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培養一批具有創新思維和創新精神的研究者和接班人，對於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黨史專業點，在課程設置和導師的教授方式上可以考慮進行配套改革，黨史專業的學生應學習一些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各個學位點可以嘗試與相關學科的院系或研究機構建立聯合培養機制，為該學科的可持續發展培養出知識面更為寬廣，更具創新精神的后備軍。

另外，要使研究具有可持續性，還應重視研究課題的選擇。比如，研究人物一定要是有著述、有影響的人物，與黨的歷史發展有密切關聯的人物。不然，研究一下就沒有可以再深入研究的內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