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

摘要：科學發展觀是一個宏觀層面上具有全局性指導意義的科學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當代中國的集中體現。它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以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就是將科學發展觀的這些理論精髓和“內核”，運用於中共歷史的具體研究之中，重新審視中共歷史學科發展中存在的某些問題，以更好地促進該學科的良性發展。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中共歷史研究;學科發展

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對人類社會發展問題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上，馬克思主義一貫強調其唯物性和辯証性，並將這種唯物的辯証的認識建立在社會實踐基礎之上。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本質上是科學的，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即符合自然、社會、思維等方面發展的客觀規律科學發展觀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這些優點，它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1]，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於中國發展問題所形成的總的理論觀點和基本方法。

科學發展觀的實踐性、真理性等理論品格，決定了其必然具有全局性的指導意義。在2004年2月召開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的講話中，溫家寶受中央委托指出：“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極為豐富，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各個領域，既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問題，又有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問題﹔既管當前，又管長遠﹔既是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重大的實踐問題。”這段話清楚地表明，科學發展觀不僅可以指導人們改造自然、改革社會，而且對文化建設、學科發展等方面，都具有指導意義，它是一個宏觀層面上指導社會各方面發展的科學理論體系。就中共歷史學科的發展而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就是將科學發展觀的理論精髓，貫徹到對中共歷史各方面的具體研究中，按照這些理論精髓，重新審視中共歷史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思路。在研究內容上，不僅要以科學發展觀來指導社會主義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共歷史研究，而且也應該以科學發展觀來指導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共歷史研究。

一、“發展是第一要義”與中共歷史研究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發展是一個哲學概念，它指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由舊事物到新事物的運動變化過程。事物發展的根源是事物的內部矛盾，即事物的內因。由事物內因引起的向前的、進步的運動即是發展。發展的本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即新事物代替舊事物。根據發展這一概念的哲學內涵，將其作為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對中共歷史研究至少有如下幾點啟發。

第一，在研究內容上，黨史研究者要大力加強由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或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各方面發展過程的研究。具體而言，這些過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也包括黨自身的發展過程。對這諸多方面新事物代替舊事物過程的研究，大體可以歸納為兩個層面，一個是物質層面的向前的、進步的運動過程，另一個是精神層面的向前的、進步的過程。就加強物質層面發展過程的研究而言，又包括中國共產黨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過程，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過程，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等等﹔就精神層面的發展過程而言，又包括黨推動思想進步的過程，推動文化繁榮的過程，等等。在對這些具體發展過程展開研究時，研究者應該注意到，各個歷史時期這些具體方面處於何種發展狀態，舊事物是何種狀況，新事物“新”在哪裡，新事物為什麼會代替舊事物，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替代過程中到底發揮了何種作用，採取了哪些舉措，這些舉措的出發點與最后的實踐結果是否一致，等等。在對中共歷史上任何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展開研究時，研究者都應該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對上述問題有准確的把握。另外，這裡還應該注意，在對由中國共產黨主導或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這些向前的、進步的運動展開研究的同時，是否需要對中共歷史上一些倒退的變化和運動展開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從汲取教訓的角度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倒退，這種倒退對后來的發展有何借鑒?這也是研究者需要認真關注的。比如，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后，中央領導集體犯了“左”傾錯誤，按其出發點並不是要損害革命，而是要推動革命向前發展。但是，犯“左”傾錯誤的領導人所用的辦法不對頭，不是科學的。他們不顧客觀實際情況，盲目進攻，拼命戰斗，不講策略。結果，形勢不但沒有發展，而且革命受到挫折，出現了危機。如果對此不展開及時的研究和總結，將會給黨的事業帶來更大挫折。

第二，在對研究者的要求上，黨史研究工作者要樹立問題意識，永葆創新精神，在理論學習和社會實踐中不斷更新自身的知識結構，優化自己的思維方式，以研究者自身的發展來推動研究工作的進步。將“發展是第一要義”的基本精神貫徹到中共歷史研究中，必須首先注重研究主體的自身發展問題。研究者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問題的研究，其觀點的形成和結論的得出，通常是由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資料佔有、立場與經歷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些影響因素中，資料的發掘總會存在一定限度，立場與經歷是個體長期社會實踐的結果，一旦形成，改變起來也很困難。在此種情形下，更新知識結構和優化思維方式就顯得尤為重要。比如，長期以來，黨史界一直把中國共產黨歷史看做一門政治學科，這是因為它在1958年就被列為高校政治理論課。改革開放之后，人們的認識提高了，隨即提出問題，為什麼同樣作為高校政治理論課的哲學、政治經濟學並不被人看做政治學科呢?黨史工作者改變了思維方式，認識到把一門學科列為高校政治理論課並不能改變該學科的性質。雖然中國共產黨歷史政治性很強，但它同任何一種歷史一樣，仍應該屬於歷史學科。可見，黨史工作者要深化中共歷史研究，必須樹立強烈的問題意識，自覺更新自身的知識結構，優化思維方式。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必須學會辨別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科學發展觀將發展作為第一要義，主要是就發展的重要地位而言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在某一歷史時期可能會遇到許多“要義”，要解決許多矛盾，但面對眾多矛盾時，我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應該要有個輕重緩急。同理，中共歷史學科的發展，研究者對中共歷史的研究，也時常會面臨諸多“要義”，要解決許多矛盾。這時，研究主體也應抓住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找出諸多要義中第一位需要解決的矛盾。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論述的那樣：“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2]中共歷史研究主體，也應該掌握這一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