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與中共黨史研究的新視野【4】

四、余論：學術實踐的意義

概念史研究對於黨史研究來說，並不是一套完善的理論或方法，更不是說這種研究具備絕對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也不能因此拒絕這種研究理論或方法在黨史研究領域的存在。同樣，不能因這種理論或方法在黨史研究理論體系中，直至目前尚未有足夠的、成熟的“學術指南”，就回絕域外足資借鑒的理論提示。應當發問的是，已有的理論或方法，是否具備相應的解釋功能？對於黨史領域的概念史問題，這種解釋功能的適用性，是否經得起學術實踐的驗証？

對黨史領域關鍵性概念的研究，學術界已付諸不少的學術實踐。如對黨史文獻中頻頻亮相的“封建”概念的研究，有的學者意識到“概念、范疇的演變，是人類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識總量的擴大和認識的遷衍、深化”，因此，對這個概念進行“古今轉換和中西移植”的考論式探尋（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頁。），可以厘清這個概念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使用（包含誤用）的來龍去脈，使其獲得清晰的歷史面目。在觀念框架內研究某種關鍵性概念，或許是晚近研究現代概念史的一種特色，像“革命”這一概念，有學者從詞源上考察，配合考究中西語義的語際跨越，認為現代以來，“革命不僅意味著進步與秩序的徹底變革，還成為社會行動、政治權力正當性的根據，甚至被賦予道德和終極關懷的含義”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65頁。。觀念領域的概念分析，可能與概念史研究存在一定差異，但它同樣可以揭示某種歷史表象的隱蔽成規。經過語義考索的“小資產階級”概念，揭示了這個原本作為界定社會階層的用語，是如何轉換成為一種表述思想意識的用語，由此這個概念的意義內涵就從歷史隱蔽之處浮出，人們可以從中理解為何這個概念能夠不斷再生產相關的意義，並且“構成中共思想系統的經驗因素之一”（郭若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共“小資產階級”觀念的起源》，《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4期。）。盡管許多關鍵性概念在現代史領域與中共黨史領域並存且重疊，但對其進行專門性研究，其學術價值對各自領域同樣有效，像“人民”、“民族”、“同志”、“科學”等概念即是。嚴謹的學術實踐對推進黨史領域概念史研究的進步，意義不可小覷。

斯金納曾認為，對概念變遷的探究，有望獲得社會的知識與意識的增長，因為這種探究可以“洞察處於變遷中的社會信念和理論﹔洞察處於變遷中的社會認知與意識﹔洞察處於變遷中的社會價值和態度”（轉引自許紀霖主編：《知識分子論叢》第9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1頁。）。對黨史研究領域中概念史研究的意義而言，是否可以獲得如此理想的“洞察”預期，當視研究的廣度與深度而定。不過，斯金納的另一種見識，卻有金針度人的意味：“在特定的語義或語言慣例不可能為一個作者所用的地方，我們就不可能把該作者詮釋為正在實施這樣的語言或語言慣例，他們的著作也不可能按照這樣的方式來理解。”〔英〕伊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58頁。就像前舉的“新民主主義”概念，是在20世紀30年代末才正式出現並使用，是這個時期“語言慣例”——歷史語境之下所“實施”的政治概念，對其“現場”的共時性理解與后來的歷時性理解，其觀察方式就不應當脫離相應的歷史語境。由此可反思的是，在這個概念被使用之前的中國革命史，是否也可以用這個概念，冠名為“新民主主義”呢？這是可質疑的。在這個概念出現之前，人們對其一無所知，更不用說用這個概念為其所經歷的革命歷史命名。盡管在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社會黨黨首江亢虎使用過這個概念，但與中共所賦予的“新民主主義”意義的革命理論,其內涵大相徑庭（汪佩偉、李炤曾：《江亢虎的“新民主主義”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盡管這段“革命歷史”含有“新民主主義”概念的意指成分，但這並不等於就是“新民主主義”概念所賦予的事實。日后史學家之所以混合指涉，蘊涵的意圖是多方面的，但在形式上隻不過是意義的追加。雖然歷史具有連續性，但由此用“新民主主義”概念的特殊指涉來解釋此前的革命歷史過程，既可能造成歷史分析的困難，種種附會論斷可能因此滋生，也可能表面上贊譽而實質上減弱了這個概念及其相關理論的創造性意義。

黨史研究領域存在的諸多關鍵性概念，是否也需要如此“驗証”，當取決於某個概念在黨史研究中的運用是否具有歷史的可靠性。即便對黨史與中國現當代社會歷史關系的分析，概念史研究也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同樣還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新領域。在黨史研究領域，概念史研究是一種歷史分析的場域，“不訴諸這種概念就不可能對歷史進行思考。這是不可或缺的思維工具”（〔法〕安托萬•普羅斯特著，王春華譯：《歷史學十二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6頁。）（本文作者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