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與中共黨史研究的新視野

〔摘要〕作為一種史學研究方法，概念史研究逐步引入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但大都不是在嚴格意義上運用概念史研究規則。這與黨史學界對概念史研究的理論認知有關，也與概念史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關系的認知有關。因此，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加強概念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引介，顯然有助於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拓展新的領域。

借助於某種方法的運用，往往是一門學科學術突圍的手段之一，也是學科研究意義再生產的契機。中國共產黨歷史作為中國現當代歷史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早已成為一種專門的研究對象，並形成了專業化的研究理論與方法。但是，中共黨史學作為一種學科范疇，假如要促進學科理論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在學科規則框架之下獲得具體學術實踐的進步，那麼在一定范圍內學科理論的充實和研究方式的更新，就理當成為不斷追尋的目標，並轉化為研究實踐行為。這種學科理論與學術實踐之間的有機融合，不僅僅是一種學術渴望，而且是可及的具體實踐運作。任何研究方法都包含著一套基本理論規則，研究方法是理論規則的執行者，兩者互為關系。因而，一旦研究方法叩問特定研究對象時，相應的理論規則就成為它的無形背影。概念史研究對於中共黨史研究而言，既是一種理論規則，也構成一種研究方法。在概念史視野的觀照下，合理地運用相關理論與方法，將使中共黨史研究受益於其中的認知方式，並由此拓展相應的研究空間。

一、基本理論與內在關聯

顧名思義，最簡單地說，概念史指的就是某個概念的生成發展變化的歷史。對這種歷史的研究，就是概念史研究。實際上，任何一門嚴格意義上的學科，都有自身的概念史，中共黨史學科也不例外。概念史研究是一種國際性的學術現象，國際概念史年會已開過十余次學術研討會（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3卷，中華書局，2009年，第5頁。），而在這個領域，國內的中共黨史研究至今不曾開過任何略具規模的學術研討會。難道黨史研究果真不適應概念史研究麼？其實，情況未必如此。

“概念史”這一概念的內涵（對於“概念史”一詞在西方的早期使用，國內學界一般認為來源於黑格爾，但大都缺少引証。其實，黑格爾曾說：“概念的發展在哲學裡面是必然的，同樣概念發展的歷史也是必然的。”〔德〕黑格爾著，賀麟、王太慶譯：《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40頁。），學界的意見並不統一，且常與“觀念史”混為一談，盡管“概念史”與“觀念史”在某些方面可能是重疊的。新近譯出的一本討論歷史學科基本概念的辭典，將“概念史”表述為：“概念史斡旋於語言史與事件史之間。它的任務之一就是分析歷史進程中所產生的概念與實情之間關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異性”，“觀念史”則被表述為：“觀念史或精神史致力於分析精神運動、構想、趨勢、動機、立場與傳統”（〔德〕斯特凡•約爾丹著，孟鐘捷譯：《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辭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0、147頁。）。假如認同這兩種表述，那麼“概念史”關注的是一種概念的時空變遷，以及與周邊社會歷史語境的關系，而“觀念史”關注的則是某一種思想意識的存在方式。本文不宜過多討論二者的異同關系，但就學術起源而言，概念史研究被概念史家們看成是對觀念史研究的一次反動與超越。

學術史顯示，概念史研究進入史學領域的歷史並不太長。國際上成熟的概念史研究，大致出現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其標志性的學術形態，第一是德語世界的概念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考斯萊特，強調概念史與社會史的關系，人稱“海德堡學派”﹔第二是英語世界的概念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波考克和斯金納，強調概念史與語言修辭的關系，人稱“劍橋學派”。這兩種研究路數雖然各有其有效性和缺陷，但支配了時至今日的概念史研究方式。從這兩種研究視角入手觀察，可以顯示黨史研究與概念史研究的適應性關系。

不含任何意義或不指涉事實對象的概念，其實並不存在，空洞化的概念史也同樣不存在。概念史研究試圖要做的是，一方面探尋概念沉澱的社會歷史變遷的意義烙印，亦即試圖說明社會歷史的變遷存在於表述或解釋它的各種概念之中，社會的歷史記憶可以借助概念而儲藏，因此人們了解過往的社會歷史，也就可以通過概念分析來實現﹔另一方面則分析概念自身的變遷史，這種分析旨在說明，概念在不同語境下的使用，其意義並非固定不變，原始意義與衍生意義並存一體，但隱蔽了差異性。分析概念的這種“一體性”與“差異性”及其關系，就成為概念史的研究對象。但這種分析並不是封閉性的，因為一旦觸及變遷，就要追問它的緣由，而這個緣由隻能來源於它的社會性賦予，孤立存在的概念變遷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考斯萊特才說：“‘社會史’的學術術語依賴於‘概念史’，因為‘概念史’能幫助‘社會史’來檢查以‘語言’的形式儲存下來的經驗。”（〔英〕伊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1頁。）將概念史置於社會歷史背景之下加以研究，雖然會遇到種種復雜關系，但沒有這種“置於”，概念史研究就可能猶如病魔纏身的老人那樣骨瘦如柴，毫無活力與生氣，更解釋不了什麼問題。

以概念史研究反觀中共黨史研究，許多有價值的問題便會浮現。雖然晚近有人提出社會史應當介入黨史研究，但這只是從方法論的移植與引入著眼。實際上，即便將黨史視為政黨歷史，它也是社會歷史的構成要素，是社會歷史中的政黨歷史。黨史離不開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社會歷史變遷的制約，它只是這種“變遷”的政治化表現，盡管它也促成了這種“變遷”。因此，黨史一旦被理解為歷史敘事（本來就當如此理解），表達或闡釋這種敘事的各種概念便內在地儲存著相應的社會事實經驗﹔另一視角的論証同樣成立，黨史敘事需要借助概念才能被表達、被解釋，概念之所以具備這種功能，是因為此時的概念早已攝取了事實經驗的意義，並以這種概念意義賦予黨史敘事以相應內涵。這種關系一旦確立，黨史研究中的概念史所要探討的，就像考斯萊克強調的，是“概念史探討概念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社會影響，推究政治和社會群體運用特定概念的典型張力，分析時代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變化”（轉引自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3卷，第8頁。）。

傳統的認知認為，黨史的客觀存在不依外在主觀的左右，這在歷史本體域中是不成問題的。然而，殊不知，黨史要成為歷史，要構成歷史的敘事文本，無論如何都離不開語言及由語言所組成的概念的表述。顯然，在認識論上，黨史的“事實”隻能由語言（含概念）來呈現。在概念史的視野下，概念語言的社會性“是對於事實的敘述。以一種回溯的方式來看，過去實際上所發生的事情只是在語言敘述的媒介中才是真實的”（〔英〕伊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31頁。），這種語言通過社會中人們的所作所為來傳遞。盡管語言的社會性表述與被表述的社會，存在一定的差異與距離，但隻有在語言闡釋的基礎上，社會才得以認知、理解和重塑自己，人們也由此體驗或經歷過去了的社會歷史。在另外的視野下，概念語言也可被視為一種行動方式，概念通過語言行動加以體現。斯金納在《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中說：“一個社會開始自覺地掌握一種新概念的最明確的跡象是：一套新的詞匯開始出現，然后據此表現和議論這一概念。”（〔英〕昆廷•斯金納著，奚瑞森等譯：《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上卷，譯林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2頁。）如何“表現”或“議論”構成一種稱作“言語行動”的敘述方式。當考察某個概念如何使用時，應當關注它如何表達“意圖”以及這種“意圖”獲得怎樣的效果。顯然，概念史研究“不僅要掌握言說的意涵，而且同時要理解言說者的意圖”（〔英〕昆廷•斯金納撰，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丁耘、陳新主編：《思想史研究》第1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71頁。）。

無論是概念史中的“社會歷史”研究，還是“言語行動”研究，中共黨史隻要介入其中，都要與這兩種情境遭遇。黨史領域儲存著大量的基本概念，甚至幾乎囊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以及文學的各個層面，這些概念從詞源到引申意涵，都需要通過概念史研究方式予以剖析，以梳理和驗証其中的歷史關系。就像“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它在中國本土經驗的意義內涵，並不是一開始就如后來所固定化認知的那樣，而是有一個概念的自身調適、修正、充實和塑造的理論旅行過程。對這個概念歷史的運用、表述及其“家族”譜系的追溯，配之於各個時段歷史語境的考察，對於反省國人如何接受、理解這個概念以及在中國的實踐，如何修正或賦予這個概念以時代新意等等，或許不無教益。概念史研究對於黨史研究領域的許多問題，能夠起到充實、深化、匡正與還原等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