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新中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略機遇期【2】

二、中共八大對戰略機遇期的戰略決策

戰略機遇期與戰略決策是同時並存的，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展目標能否如期實現，還取決於中共中央能否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與制度調整。1956年9月，中共八大提出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標志著戰略機遇期內涵發展目標進入關鍵的實施階段。

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為了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我們必須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使工業生產在社會生產中佔主要地位，使重工業生產在整個工業生產中佔顯著的優勢，使機器制造工業和冶金工業能夠保証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使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獲得必要的物質基礎。”（《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93—294頁。）這樣，毛澤東曾經預想的“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與三個五年計劃相銜接，成為中共八大正式確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爭取的時間表，也就是戰略機遇期必須爭取的時間表﹔而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則成為抓住戰略機遇期的政治路線保証與制度調整。

中共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把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展目標進一步細化。它確定的基本任務之一是“繼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306頁。）。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開始制造載重汽車、噴氣式飛機、六千千瓦至一萬二千千瓦的發電設備等，到1957年，中國經濟建設所需機器設備的60%左右可以自給。當時預計經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到1962年，爭取所需機器設備的70%左右能夠自給，其中包括部分重型和精密儀器設備。按照毛澤東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齊頭並進的戰略思路，二五計劃在調整工業基本建設規模的基礎上，抓住對工業化有決定意義的建設項目，如鋼鐵、石油、有機化工，特別是制造重要機械設備的機械工業﹔國防開支進行適當壓縮，一般的國防建設和普通裝備的要求放慢速度，集中力量發展“ 兩彈”即原子彈和導彈、飛機和無線電事業，並圍繞上述領域，開展600多項中心課題研究。

為切實保障戰略機遇期內涵發展目標的全面實施，中共八大提出了一些具體政策：第一，削減國防和行政開支，增加文化教育費用，由一五計劃的57%左右提高到60%至70%。第二，加強專門人才的培訓和科學研究的發展，以便掌握世界各國的最新科研成就。第三，進一步密切國際間科學研究工作的聯系和合作，搜集和交換國內外科學和技術的資料。第四，及時解決必需的圖書、資料、儀器和試驗場所等問題，積極改善科研人員的工作條件。第五，確認毛澤東1956年4月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作為繁榮科學和文化藝術的方針，以充分發揮科學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此外，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的基礎上，編制全國性的科學技術研究年度計劃。1957年年度計劃，按照國家急需解決的重大科學技術任務和基礎學科建設的需要，把中國科學院、國務院各產業部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按專業聯系起來考慮，初步形成了適合於大科學機制的國家戰略研發體系框架。戰略機遇期的發展態勢呈現出高潮。

但是，中共八大確立並實施的發展戰略，很快被意識形態領域裡突如其來的階級斗爭打斷了。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嚴重后果，是改變了中共八大確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戰略決策的核心鏈出現了斷裂，對戰略機遇期產生了不利影響。其后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又宣布中國社會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被稱為一個剝削階級，正在逐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被稱為另一個剝削階級，這樣就把知識分子實際上列入第二個剝削階級的范疇，極大地制約了在實現戰略機遇期內涵發展目標中知識分子主體性的發揮。戰略機遇期因戰略決策的改變而呈現出偏離的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