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新中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略機遇期

〔摘要〕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宣布我國進入原子能發展的新時期，並估計可能有十年或更長一點的和平期。這是毛澤東對新中國第一個戰略機遇期的初步判定，並認為在客觀上中國共產黨已經具備了把握這一戰略機遇期的基本條件。毛澤東倡導的技術革命確定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展目標，中共八大為此做出戰略決策。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戰略機遇期在國防尖端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發展，但也經歷了兩起兩落的波折。客觀、全面地評價毛澤東把握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戰略機遇期上取得的成就和積累的經驗教訓，對21世紀中國正在把握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有借鑒和警示作用。

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准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回顧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也曾面臨著重要戰略機遇期，毛澤東對其條件和內涵做出正確判斷，中共八大為此做出過戰略決策，並在實踐中取得突破性進展，但也經歷了兩起兩落的波折。客觀、全面地評價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略機遇期取得的偉大成就和積累的經驗教訓，對21世紀中國正在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有借鑒和警示作用。

一、 毛澤東對戰略機遇期條件和內涵的正確判斷

戰略機遇期是由國內外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機會和境遇，是與社會大變革相聯系的一個長達十年乃至數十年的歷史時期。它的主體是國家、地區或社會集團，通過科技革命引發生產力的質變，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的全面進步，文明程度的提升促進綜合國力的增強。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進入迅速發展時期。18世紀工業革命發端的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特征的第一次現代化，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高潮，發達國家先后完成第一次現代化進程，相繼而起的是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為代表的第二次現代化突飛猛進地發展，它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現代化成為舉世關注的重點，第三世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幾乎是齊頭跑步奔向現代化。

毛澤東對第二次現代化戰略機遇的感受、捕捉是及時的，也是准確的。1955年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中國要發展原子彈的戰略決策。3月，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但此時，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還不樂觀，他認為：“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准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后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的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准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於措手不及。”（《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5、392頁。）所以，在這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為勝利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斗爭”（《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04頁。），但沒有明確提出加快發展速度的問題，因而也就沒有明確提出戰略機遇期的時間表問題。

國際和平是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外部因素。1955年4月，萬隆會議提出了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十項原則，4月至7月召開的日內瓦會議實現了印度支那停戰。這兩次會議的成功，進一步增強了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影響力，也使中國共產黨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在歷史新時期的挑戰面前，中國有沒有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可能性呢？毛澤東的看法是：“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頁。）“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是毛澤東對我們今天稱之為中國社會主義第一個戰略機遇期時間表的最初表述，它的跨度應該是一五計劃的最后2年、二五計劃和三五計劃這12年。

毛澤東對進入原子能歷史新時期和“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的判斷構成了戰略機遇期的兩個重要條件。它既是大勢判斷，也是政治判斷，不僅把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加速運行和加快社會主義改造提到了議事日程，也把以工業化為特征的第一次現代化與以原子能為代表的第二次現代化緊密聯系起來。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他認為，在這樣有利的國際形勢下，如果不加快建設，農業和私營工商業未改造，工業未發展，將來一旦打起來，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對保守主義。“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一下，要選一條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毛澤東批評，“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他要求中共八大的准備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頁。）要打破常規，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這是毛澤東關於抓住戰略機遇期構想的方法論原則，也是其發動“大躍進”的最初萌芽。此間，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作了詳細分析，估計10年到12年的和平時期是可能的，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和國民經濟建設也是可行的。（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525頁。）

在此背景下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充溢著加速發展的“趕超”氣氛。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強調了這個歷史背景，他說：“黨中央決定，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為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要求全黨在一切工作部門中展開這個斗爭”，並向全黨發出號召：“必須急起直追”，“向現代科學進軍”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180、185頁。）。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發言，突出強調了技術革命問題。他提出：“現在我們是革什麼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他要求在比較短的時間裡，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同時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469頁。）“技術革命”是毛澤東這個時期思想的“閃光點”，它孕育了對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戰略機遇期有重要影響的發展思路，這就是以技術革命推動新興工業和傳統工業並行發展，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的前沿科學技術齊頭並進的發展戰略。這構成了戰略機遇期發展目標的科學內涵。

正如周恩來所說，第二次現代化科學技術發展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以及“由於電子學和其他科學的進步而產生的電子自動控制機器”（ 《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81頁。）。因此，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技術革命”思想的戰略意圖，在“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方針的指導下，提出13個方面、57項國家重要的科學技術任務，並確定12個帶有關鍵意義的重點：（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無線電電子學中的新技術﹔（3）噴氣技術﹔（4）生產過程自動化和精密儀器﹔（5）石油及其他特別缺乏的資源的勘探，礦物原料基地的探尋和確定﹔（6）結合我國資源情況建立合金系統並尋求新的冶金過程﹔（7）綜合利用燃料，發展重有機合成﹔（8）新型動力機械和大型機械﹔（9）黃河、長江綜合開發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10）農業的化學化、機械化、電氣化的重大科學問題﹔（11）危害我國人民健康最大的幾種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滅﹔（12）自然科學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對某些特別重要而在我國卻比較薄弱的環節，如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和遠距離操縱技術等四項，加上當時不便於公開的發展原子彈和導彈研究兩項，採取六項緊急措施。這些重點發展的科學技術項目，不僅使中國在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之間有了聯系的紐帶，也使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展目標得到了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