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新中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略機遇期【3】

三、 技術革命在戰略機遇期中的歷史地位

當毛澤東確認反右派斗爭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取得決定性勝利后，再度把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這表明了毛澤東對戰略機遇期內涵發展目標的再次強調。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提出：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並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 第51—52頁。） 在毛澤東看來，隻有通過技術革命才能加速經濟發展，才能實現經濟的“大躍進”。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開始農業“大躍進”，北戴河會議又提出工業“大躍進”的目標。這些目標和願望都不同程度地脫離了客觀現實，但其中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毛澤東對獨立自主地進行技術革命的堅持。1958年6月，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73頁。）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所作的報告體現了毛澤東關於技術革命思想的整體思路，他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要求，確定了黨和全國人民在技術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務是：把包括農業和手工業在內的全國經濟有計劃有步驟地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基礎上，使一切能夠使用機器的勞動都使用機器，實現全國城市和農村的電氣化﹔使全國的大中城市都成為工業城市，並在那些條件具備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業基地，使全國的縣城和很多鄉鎮都能有自己的工業，使全國各省、自治區以至大多數專區和縣的工業產值都超過農業產值﹔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以現代交通工具為主的四通八達的運輸網和郵電網﹔在盡可能地採用世界上最新的技術成就的同時，在全國的城市和農村中廣泛地開展改良農具和革新技術的群眾運動，使機械操作、半機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勞動適當地結合起來。（《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63頁。）

聶榮臻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全黨抓科學技術，實現技術革命》的報告中，把世界新興工業的發展趨勢概括為：在動力上，採用裂變原子能和熱核反應能作為新的、豐富的能源﹔在工作機械上，用以快速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自動化機器，代替人的體力勞動和一部分腦力勞動﹔在資源和原料的利用上，運用各門科學的最新成就，達到充分地綜合利用的目的。中央認為，擺在我國人民面前的任務是：要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其中包括盡可能地利用最新的科學技術成就，來完成我國的機械化、電氣化。同時，在國防和一些重要的工業部門要用最新的技術裝備起來。（《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325頁。） 這些都反映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世界范圍內新技術革命所達到的認識水平，以及對戰略機遇期內涵發展目標的准確把握。這樣，因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一度走低的戰略機遇期的發展態勢出現了轉機。

事實上，在“大躍進”高潮到來之際，也正是中國向現代科學進軍，積極追趕世界科學技術水平的重要時刻。中國在新技術革命中開出的“五朵金花”——半導體、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噴氣技術和無線電電子學，都是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在十二年科學規劃制定時確定，在“大躍進”后迅速上馬和發展起來的。1958年10月27日，毛澤東到中關村參觀中國科學院各個研究所的成果展覽會，並接見各學部和各研究所的負責人與科學家，鼓勵大家要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追趕世界科學先進水平。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強調：“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採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他反復告誡全黨：“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科學技術遠遠落后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1頁。）

但與“大躍進”同時發展的還有中蘇關系的緊張和惡化。1960年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后，對中國研制原子彈、導彈的技術援助也全面停止。此時，“大躍進”的惡果也全面顯現出來，天災人禍“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失”（《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503頁。），戰略機遇期的部分有利條件隨之喪失。此后，隨著中共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 “左”的錯誤不斷發展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以及逐步形成的與美、蘇兩大國對抗的國際格局，致使戰略機遇期的主要有利條件全部喪失而再次走低。一般認為，遭遇了兩起兩落之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略機遇期，至此已蕩然無存。

筆者認為，此時毛澤東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戰略機遇期內涵發展目標的判斷沒有改變，世界范圍內新技術革命發展的戰略機遇仍是客觀存在，中國共產黨也試圖緊緊抓住這個發展機遇。因此，即便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央仍要求科學技術部門把“在國民經濟中推廣新技術、應用新技術作為首要任務”。二五計劃和三五計劃確定的國民經濟發展總目標雖然打了折扣，三五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第687頁。），但科學技術發展仍然是在原來預定的目標范圍之中，這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表現出來。

第一，尖端科學技術發展採取“一有苗頭就狠狠抓”（聶榮臻：《關於我國科學技術的現狀及遠景設想的匯報》（1960年1月）。）的方針。1954年世界第一批半導體收音機問世，而中國從1958年開始抓半導體技術，到1959年已初見成效。從半導體資源的調查、半導體的化學提取提純、物理提純、拉制單晶體、制造器件，一直到半導體器件的應用和線路的研究，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半導體材料方面，不僅研究了鍺，還研究了發展前途更大的硅和其他金屬間化合物。1958年12月21日，蘇聯在報紙上公布用人工合成方法創造塑料半導體的消息，認為這是科學史上一件大事。中國在1958 年初從側面了解到這個“苗頭”后也著手進行研制，不到一年時間也搞出來了。60年代初期，有關部門把尖端科技的主攻環節確定為：新材料、無線電電子學、儀器儀表，並提出：“隻要急起直追，狠狠地抓緊這些最有希望的尖端科學技術的生長點，我們就可以迎頭趕上。”（聶榮臻：《關於我國科學技術的現狀及遠景設想的匯報》（1960年1月）。）

第二，骨干企業不失時機地採用和推廣新技術，以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推廣熱壓焦，用弱粘結性煤或不粘結性煤煉焦，擴大了焦煤來源，節省數以億噸計的運輸量，同時還可以回收焦油和化工產品﹔用含磷份多的生鐵在轉爐內煉鋼時，可以同時收得鋼渣磷肥﹔推廣混合煉鋼，可以增加鋼的產量和提高鋼的質量﹔推廣電渣焊接可以代替一部分極其缺乏的鍛造、鑄鋼能力，有助於擴大重型機械的生產﹔推廣內冷發電機的技術，同樣大的電機，功率可以提高一倍還多﹔推廣壓鑄技術，用以鑄造汽輪機葉片、工具，可以大大節省材料﹔等等。此外，機械化、自動化已經顯示出巨大經濟效果。哈爾濱市有25家工廠搞出25條自動化生產線。哈市量具刃具廠把原有絲錐生產從單機自動化改為全自動化生產線后，設備從5台增加為10台，年產量從30萬件增加到270萬件，勞動生產率提高12倍。（聶榮臻：《關於我國科學技術的現狀及遠景設想的匯報》（1960年1月）。）

第三，瞄准世界科技發展前沿，培養尖端科學技術人才。50年代末，中央專門對高等院校在新科學技術專業設置方面的情況展開調查，對比蘇聯高等院校專業目錄查找我國存在的差距（《與蘇聯1958年高等學校專業目錄對比，我國目前尚未設置的專業名稱》（1960年1月）。），確定了尖端科學技術發展的薄弱環節及解決辦法：（1）在原有數學計算儀器及裝置學科的基礎上增設新的專業﹔（2）原子能利用方面，增加熱核反應、原子能電子學、輻射化學三個專業﹔（3）盡快填補生產過程自動化方面的學科專業空白﹔（4）盡快填補無線電電子學方面的學科專業空白﹔（5）增設物理專業的高溫物理、晶體學兩個專業設置﹔（6）在原有高能燃料專業設置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和加強。（《在新科學技術專業設置方面的若干情況和問題》（1960年1月）。）在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資本主義國家技術封鎖的條件下，尖端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始終追趕世界科技發展前沿，成為扭住戰略機遇期發展目標的一個重要環節，使尖端科學技術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第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蘇聯撕毀合同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從這時起，中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這些項目是“上馬”還是“下馬”，意見很不一致。毛澤東明確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不能放鬆或下馬。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術，加強我國原子能工業建設，中央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縮短戰線，集中力量，加強各有關方面對原子能工業建設的支援。”1962年11月3日，針對二機部提出的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規劃的報告，毛澤東指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包括聶榮臻、羅瑞卿在內的十五人專門委員會，任務是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原子武器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全國“一盤棋”，集中攻關。26個部委、20多個省區市、1000多家單位的科技人員大力協同，表現出社會主義政治優勢在攻克國防尖端科技難關方面的偉大力量，這也是戰略機遇期的主要有利條件喪失后仍然能夠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源泉所在。

1960年，中國第一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東方巨響”震驚了世界。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實驗成功。1964年，中國自行設計和研制的中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966年，中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對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鄧小平曾高度評價國防高科技所取得的成就，他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