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和南昌起義【2】
（三）
在蔣介石的口氣裡，北伐好象是他提出來的，並且在“中山艦事件”期間，他誣稱蘇聯顧問某某等三人阻撓北伐。這三個顧問也確實在“中山艦事件”后辭職回國了。
對於北伐，北京中央特別會議的3月14日通告（第79號）已經提出這個問題，說：“這個會議，指出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面准備廣東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干。”跟著又說：“……准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不僅是廣東作軍事的准備，更要在廣東以外北伐路線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省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特別是農民的組織。”3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中最后說：“真正愛國民眾尤應集中於廣州國民政府革命旗幟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但是5月7日的中央通告（第101號）又說：“目前隻要廣州政府及北方國民軍能守住現有的實力，等待直奉沖突之到來，已是很大的勝利。”6月陳獨秀致信蔣介石，承認：“我和某幾個同志有不同的意見……主張目前廣東要積聚北伐的實力，不可輕於冒險嘗試﹔我以為要乘吳佩孚勢力尚未穩固時，加以打擊，否則他將南伐，廣東便沒有積累實力之可能”。奇怪的是7月7日陳獨秀發表一篇《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向導》161冊），他不認為革命有力量向外發展，而是要防備吳佩孚進攻湖南對廣東的威脅。他著重的在文中說了一長段這樣的話：“因為在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狀況上，在整個國民政府之實力上，在國民政府所屬軍隊之戰斗力及革命的意識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御，怎樣的防御吳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御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的響應反赤。”並且最后說：“所以現時國民政府的職任，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戰爭’，廣東民眾的口號，也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戰爭’，全國民眾的口號，也已經不是響應北伐，而是‘擁護革命根據地廣東’”。
在廣東和中共有關系的群眾組織怎麼樣呢？4月20日，中國共產黨致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信，同日致中國第一次農民大會的信，沒有涉及北伐的內容。5月，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宣言，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宣言，也沒有涉及北伐的內容。
但4月10日的廣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決議案，最后口號的第二條卻有請願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好象北伐這件事，國民黨還沒有什麼想法，而我方提出了要求。5月，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宣言，它的口號的第二條卻提出擁護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就是這個農民代表大會，在其全國政治狀況和社會狀況報告的決議案后，又提出三條口號：革命的出路是廣州政府北伐！擁護廣州政府，扶助廣州政府北伐！打倒張吳，北伐成功！這就是說，我們擁護或者贊成北伐了。可是這些在4月、5月提出口號贊成北伐的，都是廣州或廣東的地方工農組織。直到7月底才發表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國民政府出師的宣言》。全總宣言對北伐的態度稍微積極了一些，但基調和陳獨秀的文章大體相當。它提出：“國民革命軍應寧為擁護民眾利益和自由而敗，不肯犧牲民眾的利益自由而勝，因為這是國民政府北伐與一切國內戰爭不同之點……”依照陳獨秀的說法，就是北伐的時機沒有成熟，不僅廣東是個被動挨打的局面，而且南方的勞動群眾也沒有起來打倒北洋軍閥的要求。
7月31日中央忽然發出《通告》第一號，改口說：“現在吳佩孚不但是沒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成問題。”又說：“而革命潮流則隨北伐軍之進展而上漲，廣東政府之北伐已成為全國民眾最注意的一個問題。”又說：“在一個月前還是為防御吳之南侵必須北伐，現時吳既失勢，正是革命勢力伸張之機會，更須北伐。不過我們雖極力贊助廣東政府之出兵，同時須預防過分宣傳北伐之流弊：1、令民眾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而自己不努力工作﹔2、對北伐預有過分之希望而終於失望﹔3、為北伐而先犧牲民眾之自由利益。”更奇怪的是規定“在此時期中我們總的政策口號”是國民會議，而不是和北伐直接有關的，爭取最后勝利的方針政策。
國民會議的問題是1923年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提出來的，要求國民黨牽頭，號召全國商工農學派代表參加全國會議。因為國民黨不行，就要上海總商會來當發起人。這個主張並沒有得到多大的反應。1924年利用孫中山北上，中央又提出各地應組成國民會議促成會並開展活動，同時黨中央和團中央聯合發出通告，定出開展促成國民會議運動的方針。這個口號一直延續下來，到1926年北伐已經開始還是絲毫不變。大革命失敗之后，這個口號才自然消失了。
從上面有關文件看來，對北伐這一帶號召性的軍事行動，黨基本採取消極態度。對北伐的總的看法是，這是國民黨的事情，幾乎和共產黨無關。指導思想是，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事情，不是無產階級的事情，對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說，最多不過是“扶助”、“擁護”而已。這種指導思想，表面上看來是很有群眾立場的，是保護了群眾利益的，但是它隻突出了北伐與工農群眾的矛盾，沒有看到軍事上的勝利也是革命的勝利，軍事上的失敗也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共同的失敗。至於說時機不成熟，更是一種對當時社會形勢的錯誤估計。否則，我們何以解釋北伐會獲得那麼大的勝利，人民群眾會給戰斗部隊以那樣積極的支援。在北伐路線上，簡單的定下湖南、湖北、河南、直隸四省，而事態的發展是直隸並沒有去，河南僅在后期去打了一下奉軍，隨后便撤下來了。而軍事行動所涉及的地區如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蘇這些省卻一字未提。對於戰爭的結局，甚至分析到可能出現蔣（介石）馮（玉祥）孫（傳芳）聯盟，這將是一個進步的局面。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黨中央在整個北伐過程中，對好多關鍵問題，其方針政策要麼是搖擺不定，要麼是模糊不清，以至最后發生蔣介石、汪精衛的徹底叛變，奪取了勝利果實，中國人民重新陷入災難的深淵。對此，黨的主要負責人陳獨秀應該負重要責任，從反對加入國民黨這個問題開始，他一直是錯誤的。
這些事件，今天是比較清楚了，但當時並不如此。土地問題、農民問題、獨立的軍事力量問題、汪精衛、蔣介石的性質問題等等，作為一個普通新黨員的我就是不懂，非常幼稚，聽命於中央，聽命於上級。急風暴雨的一年，哪想到會變成這個樣子！
（四）
北伐開始的時候是夏初，部隊已發現霍亂，特別是進入湖南的郴州和衡陽一帶，霍亂傳染尤為厲害，很影響部隊的戰斗力，成為心理上的一種負擔。除了多帶一點酒精棉花以外，對個人來講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至於說行軍准備，如水壺、指南針、圖囊、雨衣、油布，或者陸軍呢的綁腿等等，都可以在廣州買到。那時廣州的百貨商店裡都是從香港進口的外國貨，陸軍呢的綁腿就是英國貨。個人裝備總算應有盡有了。
7月中旬總政治部離開廣東北上，在出發前，何香凝為總政治部科長以上的干部設宴餞行。鄧演達帶頭參加宴會，另外還特別邀請了周恩來、鄧穎超。何香凝發表了一篇鼓勵大家爭取北伐勝利的即席講話，但還沒講上幾句，就一邊講一邊哭，為廖仲愷訴冤。據說廖仲愷犧牲以后，每當遇到這種場合，何香凝總是要哭一場。當然這也不會影響餞行。最后由鄧演達帶頭向她道謝。
廣州市公安局長李章達也為我們送行。他是以前大元帥府警衛團團長的身份為我們送行的。為什麼他要出面給政治部的人送行，我說不出什麼理由。可能是因為他和鄧演達關系不錯的緣故。
孫濬明也為總政治部的四川同鄉餞行，同時請了一些其他的同志，地址在原財政部附近的八景酒家。他同鄧演達在德國就認識。總政治部開赴前方以后，鄧演達就委托他當總政治部的留守處主任。參加這次宴會的有周恩來、郭沫若、陳莘農（啟修）、吳明（陳公培）、朱代杰、李陶（碩勛）、歐陽繼修（陽翰笙）、周逸群。據說還有段雪笙、張斗南。另外還有些什麼人就記不得了。1927年4月，因為廣東形勢已開始惡化了，孫濬明離開了廣州，到上海后被白崇禧逮捕，據說4月25日就在龍華犧牲了。1927年5月，我從上海回漢口后曾寫了一篇哀悼他的文章，發表在《中央日報》上。
出發時，少數人坐火車，從廣州黃沙車站上車到韶關，大多數人是步行，要經過花縣、源潭、連江口、英德、馬壩才到韶關。到了韶關以后，連我們坐火車去的人，也要徒步前進了。大體上沿京廣線南端向北，由韶關到樂昌，翻過大瑤山（這個山現在由於修衡廣線的復線，已打通了一個30多裡長的隧道），下山就進入湖南境內的郴縣，而后奔耒陽，進衡陽。縣與縣之間究竟渡過什麼水，經過什麼市鎮，每天在哪裡宿營，已經不能確指了。現有的印象是，在徒步行軍中，很少進入村庄或民家，都是露天宿營。營地都選在周圍人口少、寬敞和水源清潔的地方，主要為了避免霍亂的傳染。看來還有效，在這支隊伍中，沒有發現霍亂症。到衡陽以后，緣湘江坐木船到長沙。那時湘江的水流不暢，木船行駛起來經常擱淺。雖然是順流而下，並不很快，但總比徒步行軍省力多了。我們還是勉強坐木船到了長沙。鄧演達、鐵羅尼、郭沫若和我都在一隻木船上。
到長沙以后，住了幾天。唐生智早已在長沙成立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部，他當軍長。我們前去拜會，他請我們吃了飯。我們還去找了湖南省委的同志，因為有些事情要請他們幫忙，有些事情要跟他們通氣。我認識了省委的負責同志夏曦（曼柏），這個同志看起來很瀟洒，並且一口就答應了我們的要求。總政治部在長沙招了200多名的宣傳隊員。其中有好多青年團員和黨員，都是由省委動員來的。他們還開了一個名單給我，凡是名單上有的，我們都錄取了。此外，利用長沙的印刷條件，我們又印刷了一大批標語。這對長沙印刷業來講，是很大一筆生意了。那些印刷店的老板，接受了印刷任務以后，大包小包的，給我送來了好多禮品，裡面還有沒有見過的人參。當時認為，這是向我行賄，侮辱了我，於是大訓了他們一頓，把東西都退回去了。用一句現在的北京話，真可謂“不要白不要”了。當時有兩個辦法，一是把東西退回去，要他們對印刷費再減些價，二是收下來交公。簡單的退給他們，實在是便宜了這些小業主。
這時，前線的軍事發展很快，第四軍獨立團、第七軍很順利地攻下了汀泗橋、賀勝橋，打垮了吳佩孚的軍事力量，迫近武昌城。因此我們趕快離開長沙，向武昌徒步前進。我們到了汩羅以后，向右走通城，直插羊樓司、羊樓洞，再沿鐵路線到蒲圻。到了蒲圻，鄧演達、郭沫若就丟下我們，搭一輛軍車，經過汀泗橋、咸寧和賀勝橋，直奔武昌。剩下的人，由我帶隊，騎上他們丟下的馬，跟在他們后面，趕到武昌去。
大家都知道，消滅吳佩孚的隊伍，是在汀泗橋和賀勝橋打了兩個非常激烈的大勝仗，佔領汀泗橋是8月27日，佔領賀勝橋是8月30日。由於白天黑夜地趕，當我們經過的時候，戰場還沒來得及打掃，擊斃的吳佩孚士兵，有的橫躺在鐵路邊上，有的浸泡在兩個橋下面的水裡，空氣中散發著死人的氣味。馬遇到了死人擋路，不肯前進，還得勒住馬，躲開這些死尸。而死尸又是成片的，完全是一個剛結束的戰場景象。至今想來，既有勝利的氣氛，又有戰場的慘狀。我們沒有打掃戰場的任務，目標是向武昌迅速前進。等到過了賀勝橋，才平靜下來，策馬向武昌前進。我是學生出身，沒有當過軍人，沒有參加過戰斗，這是我一生軍事生活的開始。
接近武昌以后，武昌還有吳佩孚的陳嘉謨、劉玉春固守著，沒有打下來。我們就暫時設營在從前南湖的陸軍小學的舊址。這時也無所謂政治工作，鄧演達是個軍人，是個指揮員，懷著很濃厚的興趣去參加制訂打武昌的軍事計劃或者去指揮打武昌的戰斗。對武昌的強攻有過兩次，9月3日晚上是第一次，鄧演達、郭沫若都去了。但准備不足，敵情不明，所以沒有能夠攻進城去，自己反而有傷亡。第二次是9月5日晚上，准備組織敢死隊架雲梯爬城，由李宗仁指揮。但是城牆太高，梯子綁得太短，連城垛都靠不上。綁梯子的事情，總政治部的人也參加了。但是這次的攻擊仍然沒有奏效。
這時，對武昌改為圍而不打的方針。其他的部隊都調到江西前線去了，隻留下第四軍圍武昌。想用挖地道爆破的方法破城，鐵甲車上加沙包作為掩護，迫近城牆，請煤礦工人來幫忙挖地道。但這樣毫無掩蔽的作業，自然為城裡的敵人所偵悉。9月16日，敵人強力突擊，這個計劃也就繼續不下去了。但敵人被圍困已經有20多天，既沒有什麼援軍的希望，城內糧食又開始發生恐慌，彈藥消耗得也差不多了，士氣也更加低落了。所以到了10月10日反而輕而易舉地就攻佔了武昌。鄧演達從中和門隨攻擊部隊進入武昌。至此武漢三鎮就全部克復了。
在攻打武昌的時候，鄧演達、郭沫若、蘇聯顧問鐵羅尼、俄文翻譯紀德甫和我，都迫近武昌城下去觀察敵情。大概我們隱蔽得不好，被陳嘉謨的士兵在城牆上發現，就開槍向我們射擊，紀德甫中彈受重傷，不幸犧牲了。洪山東麓有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北伐功臣陣亡官兵烈士墓，當時，紀德甫隻草草掩埋在洪山腳下。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3月，我在《流沙》上寫過一首詩，叫《春之奠》，就是獻給這位同志的：
前年的春天，
我們在炎炎的南國相見﹔
今年的春天，
我高舉起一杯苦酒相奠。
武昌城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喲！
生機之能滅了，
一般這便是“死”。
但他們說你永生，
你負有“烈士”之名。
我親眼看見是
你的血並未染出半朵自由的鮮花，
從棺材中把一點一滴的盡浸入泥沙。
至今有誰記著？
土家中怕隻有子彈與枯骨相親地長眠，
唱不出“不朽”二字，白楊樹上的啼鵑。
模糊的影像裡，
高不過五尺，圓徑不過一丈的饅頭一個，
不是豐碑，是細長的木牌上題著“陣亡戰士之墓”。
前年的春天，
我們在炎炎的南國相見﹔
今年的春天，
我高舉起一杯苦酒相奠。
武昌城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喲！
北伐，我隻親身參加了攻打武昌的戰役。打湖南、打江西以及打湖北等其他的地方，我都沒有親身參加。這次軍事行動，一個在中國軍事歷史上最為突出的現象是，軍隊比較守紀律，人民群眾支持這支軍隊。當然，這支軍隊還不是新軍隊，還有很多舊軍隊的成份和習氣，但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這支軍隊和舊軍隊不一樣。軍隊在行動中，不需要怎麼強迫，就有本地的群眾組織，如工會、農會等派出向導﹔有什麼彈藥、糧食要運輸的，也有群眾組織幫忙。軍隊不需要去討人怨恨地拉夫。在戰爭中，也有群眾組織起來，自願去打探敵情，而且報告的消息准確。對傷員，群眾也會組織起來，把他們運送到后方救護站。這種情況，就是那些舊軍隊出身的軍官也頗為感動。其中的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的地方黨組織，做了大量的群眾工作﹔同時部隊裡面的政治工作人員，發揮了軍隊和群眾之間的橋梁作用，並直接對軍隊做了有效的政治工作。這個政治工作是從蘇聯學來的。部隊調整了官兵關系，吃空額的現象和打罵士兵的現象都大為減少了。軍隊壓迫人民的現象也減少了。群眾擁護這支軍隊。這種情況在以前的中國軍事史上是沒有過的。
在部隊9月6日攻克漢陽、漢口之后，總政治部就搬到了漢口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大樓（地址在今漢口路中山大道），開始辦公。隻有鄧演達等少數人，留在南湖參加軍事指揮。鄧演達搞了個專用渡輪，從武昌經過鸚鵡洲到漢陽，又從漢陽過浮橋到漢口。武昌克復以后，因為湖北省政府設在武昌，他仍然用這個渡輪來往於武昌、漢口之間。我們有事去武昌也乘他這個渡輪。
鄧演達在總政治部也有一個主任辦公室，因為他要照顧省政府和武漢行營的工作，他到總政治部的時間很少。說是主任辦公室，還不如說是我的宿舍。我在裡面架了一個行軍床，辦公、吃飯、睡覺，一天24小時都在那裡。晚上十一二點的時候，還走到江漢路一個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吃幾片三明治，作為夜宵。
那個時候我管文電處理，漢口電報局在總政治部裡面設了一個分機，可以直接接收發電，處理起來比較快。至於說文件處理，開始我完全是外行，有好多當時實行的文件規格，如象什麼叫“等由准此”，什麼叫“等因奉此”，都得從老文書股長那裡請教，他懂的東西很多。幸好在文件處理上他已做了個初步的加工，如來文的摘由，發件是由八個字擬定，即所謂“由頭”。同時，文件本身帶有很濃的官僚主義性質，或准或駁都有往例可尋。我只是對來文核定處理意見，或對發文稿加以改定。最后的手續是“畫行”。照理這些畫行都應是主管長官的事，譬如說總政治部的發文，畫行的應是鄧演達。其實這些例行公事，主管長官也管不了，因為太多。事情當然就落到了秘書的身上，畫行既然不是鄧演達，就由我來寫個“行”字，但一定要在行字下，加“李代”兩個小字。更重要的是，要蓋一個我的圖章。但是也有極少數的極重要文件，抽出來由主管長官自己畫行。“李代”的意思，就是李某人代替鄧某人，等於還是主管長官自己簽署的﹔代畫行的人對於那個文件既沒有法律地位，也沒有法律責任。至於畫行的“行”字，現在看來是很可驚異的，每個人的畫法都不一樣，五花八門。有的人寫楷書，有的人寫行書，有的人寫草書，有的人寫狂草。字的大小也不一樣，有的人寫得很小，有的人寫得很大，大到跟文件稿的字不相稱的程度。還有的人寫得很長，長到佔滿直行文件的上下格。畫行都是用毛筆，比現在人用圓珠筆、用鉛筆畫圈圈，麻煩多了。不過，當時也有當時的好處，隻要我畫了行，簽了字就算數，不需要找第二個人去畫圈圈，除非這件事是兩個機關、三個機關出面，才會出現兩個圈圈或三個圈圈。
公文的處理，我是要求快速，稿案無留牘。當時的文牘主義很厲害，芝麻大一點事件都要上行下答變成文件，數量就很多。幸好分類、摘由、擬稿、謄抄、監印、入檔等等都在文書股，我隻畫行。但那也不得了，每天少則一百多件，多到三百多件。在畫行下筆以前，你總得大體上看看，這就變成了很繁重的勞動。每天有時還要開會，有時還要商量點什麼事情，所以為了畫行，我就搞到半夜去了。當時年輕，還有那麼一股勁，也不覺得苦。搞這個東西，我頂怕弄得不好，文書股來挑眼，因此費盡心力，適應文牘主義的要求。最后，那些老文書都不得不佩服我對有些問題比較復雜的文件處理得比較精明，特別是稿案無留牘，更加使他們驚異。鄧演達因為事情多，又是行營又是省政府，也信任我代他處理這些文件。從進入漢口到離開漢口赴南昌這幾個月，在文件畫行上沒有出過什麼大的事故。以后我在工作中，處理過不少機關文件，也起草過不少機關文件，這段文牘主義的學習和經歷，給我打下了一個基礎。
總政治部有兩輛汽車，一輛歸鄧演達專用，一輛歸科長級公用，但實際上是郭沫若用得多。那個汽車的派頭，完全是從北洋軍閥那兒學來的。當時汽車門下面，有一條長的踏板，打開門后先踏上這個踏板才能進去。車門關了以后，這個踏板還依然露在外面。北洋軍閥利用這個車子的踏板，再在車前擋風玻璃左右的鋼柱上，焊上兩個把手。車主人的警衛人員，在左邊的就站在左邊踏板上，右手拉住把手，左手提駁殼槍﹔反之，在右邊的，一樣地站在這個踏板上，左手拉住把手，右手提駁殼槍。車子在漢口市上開起來好威風。有時我和鄧演達或郭沫若坐這個車子時，也分享了這個威風。現在閉起眼睛一想實在好笑。這種軍閥架勢已成過去了，但軍閥利用汽車擺威風，讓兩個警衛員站在車門的左右，也可算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了。
湖北和江西的戰事結束以后，10月20日在武漢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陣亡烈士追悼會。這是由總政治部主持，與武漢各團體聯合舉行的。這個會是由鄧演達代表總司令部講的話，蔣介石在南昌沒有來。但郭沫若代蔣介石寫了一幅挽聯，一共16個字：“嗟爾忠魂，恢弘黨國﹔存吾浩氣，滌蕩河山。”我想這是郭沫若代筆當中最好的作品了。這個口氣當時隻能是一個總司令的口氣，蔣介石是不是當之有愧，那就不去討論它了，隻有憑郭沫苦的天才才能寫出來。
總政治部的構成從黨派來講，基本上就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從籍貫來講，主要的干部四川人最多，原宣傳科長、后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秘書長朱代杰，秘書李民治，社會科長李合林，都是四川人，其中郭沫若那時還不是黨員。此外，黨員很多，他們不是四川人，如章伯鈞、胡公冕﹔還有一些黨員的股級干部，如袁文彬。其他則以廣東籍干部為多，主要的有郭冠杰，屬於鄧演達系統的。當然也還有江蘇人如季方，福建人如江董琴。總政治部內部逐漸地就有了四川和廣東籍貫上的矛盾，也表現為郭沫若和鄧演達的矛盾，實際上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矛盾。這個矛盾，雖然有這麼一個錯綜復雜的表現形式，但實際很簡單，不是政治上有什麼分歧，政策上有什麼分歧，而是集中在兩個人事上：（一）在提級和定級問題上，即軍階問題，鄧演達對於四川人，對於共產黨員總是想把軍階定得低一點。如把中校定為少校，把上校定為中校之類。我們就極力反對，甚至於原來定為少校就可以的，我們也力爭定為中校。（二）許多重要工作，他首先照顧的都是廣東人，都是國民黨員。譬如說宣傳大隊長，他的提名是季方，我們的提名是胡公冕，爭了好久定不下來。胡公冕並不是四川人，但他是共產黨員。這種情況，引起鄧演達的極大不滿，認為這幾個四川人太跋扈，認為四川人在這裡有意培植四川勢力。其實情況不是這樣，我們不想培植什麼勢力。我們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工作能力，拚命工作，不偷懶，鄧演達本人也並不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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