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和南昌起義【3】

（五）

武昌克復以后，武漢統一，也就是湖北統一。加上蔣介石親自率隊打江西，並把他的總司令部設在南昌。1926年冬季到1927年夏秋季，鄧演達的政治、軍事地位和權力都有提高或擴大，除了任總政治部主任以外，還兼任蔣介石的武漢行營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這樣，總司令部和總政治部，就一個在南昌，一個在武漢，給工作帶來很多不便。折中的解決辦法是，武漢總政治部不動，另外組織一個小總政治部，到南昌同總司令部在一起。因此，就任命郭沫若為總政治部副主任去南昌，隨同總司令部主持政治部的工作。編制比武漢總政治部小，級別低一級，譬如武漢總政治部有科股兩級，而南昌總政治部隻有股沒有科。編制大概是組織股長陳必貺，宣傳股長潘漢年，社會股長袁文彬，黨務股長辛煥文，我當秘書長。機關就設在南昌百花洲的江西總商會。政治工作主管的范圍就是江西，即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譚延闿部，魯滌平代軍長，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軍朱培德部，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朱培德后來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第六軍程潛部，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伯渠）。

這個時期江西基本沒有軍事行動，部隊只是處於警備狀態。黨中央為了統一南昌部隊黨的工作，成立了一個南昌軍委，李富春為書記，成員有林伯渠、朱克靖和我。但有時朱、林不在南昌，開會時就由是黨員的政治部秘書出席。后來朱德任第三軍教導團團長和南昌公安局局長時，他也參加了這個軍委。因為沒有軍事行動，部隊就處於一個半平時狀態。所以在軍委來講，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問題要討論，開會的時間不多，每個月大概一次，都在晚上。成立南昌軍委這件事對郭沫若也不保密。我去開會以前，總是征求他有什麼意見﹔回來以后，除必須保密的以外，我也向他簡單地報告討論內容。譬如蔣介石突然開條子，要給郭沫若每個月發200元津貼，就是他提出來，征求黨的意見，要不要接受。軍委討論過后，認為他可以接受，就由我轉達了軍委討論的意見。

我們住在南昌，必須和中國共產黨南昌市委取得密切聯系。陳奇涵是市委書記，他原是黃埔第一期學生，因為他是江西人，就沒有參加軍隊工作，到地方上來了。這個時期我同他的工作關系非常好，一直到南昌起義。在九江時，我還把我們帶不走的一箱新駁殼槍、兩箱子彈交給他。后來他又做軍事工作，解放后一個時期，曾在人民解放軍裡任軍事檢察長。

在南昌我還要提到另一個人，蔣先雲。這時他任蔣介石的機要秘書，陳立夫也任機要秘書，一武一文。他是湖南人，考入黃埔第一期是第一名，黃埔第一期畢業時也是第一名。蔣介石非常器重他。“中山艦事件”之后，蔣介石強迫黃埔有國民黨和共產黨雙重黨籍的工作人員和學生，宣布隻留在一個黨，要麼留在國民黨脫離共產黨，要麼留在共產黨脫離國民黨。蔣先雲是宣布留在共產黨脫離國民黨的第一個。雖然如此，蔣介石對他還是始終抓住不放，留在身邊。相反，對別的共產黨員，蔣介石卻任其一走了之。所以北伐時就任命他當總司令部的機要秘書，並不在乎他保留共產黨的黨籍。在南昌的時候，我經常代表政治部參加總司令部所屬各單位的例行會議。這個例行會議，一般由參謀長白崇禧主持，蔣先雲也經常出席，所以我逐漸同他熟悉起來。他有時也到政治部來閑談。時間久了，同志們當中有一種看法，認為他情緒比較低沉，有的同志甚至於懷疑他被蔣介石收買了。我則認為他心理上的煩惱在於他還保有共產黨人的立場，而對於蔣介石也不無那麼一點知遇的感情。這種心理煩惱，在他一時也很難解決，我們也無法明白地加以勸說，因為這些都是不露痕跡的。直到蔣介石出師東征，他才斷然棄蔣回到武漢，堅決要求參加打奉軍的河南戰役。他出任第十一軍第二十六師七十七團團長兼黨代表。1927年5月在臨穎前線，勇敢殺敵，三次負傷不下火線，最后犧牲在戰場上。這消息傳到武漢以后，我總覺得他是下了決心犧牲在戰場上，以表示他對於黨的忠誠。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使那些懷疑他的人，最后相信蔣先雲沒有被蔣介石收買。無端的猜疑是很可怕的。

住南昌的三個軍的黨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還有新認識的總司令部的秘書處長李仲公，加上郭沫若，還有我，每個星期總有那麼一兩次，上南昌有名的菜館“小有天”相聚晚餐。由他們五個人輪流出錢請客，我白吃。在晚餐上，也談全國新聞或南昌內幕。

那時年輕，因為鬧革命，沒有游山玩水的興趣，雖然知道青雲譜近在咫尺，也沒去過。有一天，魯滌平請我們吃飯，騎馬到了他的軍部，沒想到他的軍部就設在青雲譜，那是一處很清靜、很幽雅的道觀。當時也不知道什麼叫八大山人，有興趣的倒是魯滌平的廚房端出來的是很有味道的湖南菜。確實了解青雲譜，了解八大山人，那是20年以后的事情。

李仲公，貴州人。他的兄弟李俠公是共產黨員，還在蘇聯留學。他好象在北方住得很久，愛唱京戲。在小有天聚餐時，李仲公有時情緒很好，還清唱幾句譚鑫培的戲。同時他也告訴我們一些總司令部的內部動向。不知為什麼，有誰在蔣介石那裡告了朱代杰（總政治部秘書長）的狀，蔣介石就打電報到武漢逮捕他。李仲公很快地向我們透漏了這個消息，我們又很快地通知了武漢，所以朱代杰能夠迅速離職，后來黨就送他到蘇聯留學去了。李仲公大概在蔣介石那裡不大得意。1949年全國解放以后，他一直任國務院參事。

蔣介石兩三次向郭沫若提出，要找一個文筆好的秀才替他起草文稿。那時的兩位秘書一個蔣先雲，一個陳立夫，對於起草文稿，從中文底子上說都不行。他不借重李仲公，原因不知道，李的文章我們當時沒有看過，很難說他的筆下怎麼樣。政治部有一個人寫東西比較快，楷書小字寫得也比較好，但古漢語基礎比較差，也無法推薦。在南昌當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一下就想到了《上海商報》的主筆陳布雷，近兩三年以“畏壘”署名的商報的社論，文筆清新鋒利，看來古漢語的水平也不低。於是郭沫若就把陳布雷這個名字向蔣介石推薦了。其實我們大家都不認識他。果然蔣介石約見了他，他就到南昌來了。陳布雷后來在蔣介石那裡一直得到重用，居然高就為蔣介石的幕僚長，這是我們當初沒有意料到的。蔣介石是不是告訴了陳布雷，他是郭沫若推薦的，陳布雷是不是了解到原是郭沫若向蔣推薦的，都很難說。郭沫若自己當然不好向人講陳布雷到南昌是他向蔣提名的。但是1941年在重慶，郭沫若五十壽辰的時候，陳布雷卻寫了一封感情洋溢的賀壽信和一首賀壽詩。

這裡還應當提到蔣介石的夫人陳潔如。總司令部在南昌安置下來以后，她大概也從廣東到南昌來了。南昌當時是一個很落后的城市，而且在軍事狀態下，大概她住在總司令部也很無聊，蔣介石就介紹她給郭沫若，要郭沫若請她到政治部去玩。郭沫若當然隻好照辦，請到政治部吃一頓豐盛的午飯，讓政治部的攝影員替她照了各種姿勢的照片。在整個南昌時期，這種情形大概有三次。這應該算是蔣郭關系的一個側面。

1927年3月，贛州發生一件新一軍黨代表倪弼伙同贛縣縣長，槍殺贛州工會委員長陳贊賢的事件。這件事情實際上是南昌的國民黨右派和孫文主義學會分子聯合起來制造的一個反共行動，后台是蔣介石。事先兩方面已經有很多明顯的糾紛，因為涉及到部隊，南昌政治部就不得不去干預。曾經派胡公冕去進行調查，並准備處理。但處理不下去，因為中間橫梗一個蔣介石。為了釜底抽薪，郭沫若曾多次向蔣介石提出要求把倪弼調走，這本是一個妥協的辦法。但蔣介石一直拖延著，讓倪弼把陳贊賢打死才滿意。可惜我們把它當成在江西發生的個別事件，沒有把它和北伐的軍事進程和政治進程統一起來分析，所以一個月以后，蔣介石就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是整個局勢的變化，政治部起不了什麼作用，郭沫若也無能為力。

倪弼這個人后來在國民黨一直反共，非常反動。全國解放后還在鎮江本地活動，一直到1958年才被江西發現，送到贛州去法辦。雖然時間遲了30年，郭沫若和我后來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快意。

看起來北伐是勝利了，但原來沒有解決的和新引起的一系列的矛盾，都正在影響大局。其中主要的有：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問題，國民黨內部左右派之間的問題，正在發展的群眾運動和共產黨、國民黨的問題。此外也還有：帝國主義者和東南的買辦階級與國民黨的問題，馮玉祥和共產黨與蔣介石的問題，還有和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關系問題等等。最后形成決定后來政治形勢發展的兩個局面。首先是共產黨的聯汪反蔣，其次是蔣介石的聯合一切反動派（包括汪精衛）反共。當時的政治術語就是“寧漢分裂”和“寧漢合流”。從1927年4月12日上海事變到八一南昌起義，這幾個月的事變，都可以歸結為這個形勢促成的。當然，在“四•一二”以前，蔣介石還有一個叛變革命的過程。

1927年初，廬山還很冷，蔣介石在牯嶺召集會議，我和郭沫若也去了，鄧演達也早從漢口趕來了。這是我第一次上廬山。我們在旅館裡大燒壁爐，外面很冷，也不敢出去。會議大概是討論要把國民政府定在南昌的問題。我們不知道鄧演達和蔣介石爭吵到什麼程度。鄧演達要我們在牯嶺多住一兩天，他本人卻悄悄地下山，回武漢去了。我們等他走了以后，才回南昌的。大概鄧演達怕蔣介石對他不客氣，我們多留一兩天會對他起一個掩護作用。

（六）

我帶著總政治部的先遣隊，由九江乘輪船先到南京。這個先遣隊大約30多人，其中多數人對南京、上海比較熟悉，如社會股長袁文彬，就是上海同文書院的學生，鬆江人。到南京后，正碰上第六軍的程潛（字頌雲）、林祖涵（即林伯渠），他們要去上海，要了一列專車。我就想法加挂一輛二等客車在他們專車上，把先遣隊全部帶到上海。到上海后，我們在高昌廟制造局路找著一幢大房子，就安營扎寨，宣布總政治部開始辦公，時間大約在1927年3月底，地址在西門斜橋路制造局路164號，是間小鋪面。4月4、5、6三天，連日在上海各大報紙發了通告，並附有一個電話號碼（這個制造局路，現在還在，最近我去看了一下，但已找不著那幢房子）。這時政治氣候已有點變化莫測的樣子了。從“中山艦事件”以來，蔣介石是怎麼一回事，不僅值得懷疑而且是大可懷疑了。到了上海，接上黨的關系，找到周恩來同志，他是當時在上海主持軍事工作的負責人。我報告了總政治部這次行動的安排：我是先遣隊，郭沫若主任率本部隨后就來。他指示我們，在郭沫若到達以前在上海各報以廣告形式登載總政治部署名的標語，召集到滬部隊政治部開會，組織歡迎汪精衛的工作。按照上述精神，我們從4月1日起，每天在上海各大報紙刊登了半個版面的政治標語廣告，用的名義是“總政治部”。標語的內容和次序都是經過精心安排的。4月1日是“建設革命的新上海”﹔4月2日是“打倒帝國主義”﹔4月3日是“肅清奉系軍閥”﹔4月4日是“鏟除封建勢力”。自4月5日起還將署名改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布”。總政治部原屬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現加上“中央軍委”，意即這個總政治部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這就擺脫了蔣介石。4月5日的標語是“歡迎汪精衛同志復職”，從前四天的屬於外部斗爭的口號，轉為內部斗爭的口號。4月6日是“一切權力屬於黨，黨權高於一切”。就在同一天，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亦以與我們同樣大的版面，刊登了“歡迎我們的領袖汪精衛同志”的標語。

4月5日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消息，標題是“各級政治部人員聯席會議”。這則消息說：“昨日下午2時，總政治部召集駐滬各級政治人員，假上海特別市黨部三樓開聯席會議。到會者有第十二師政治部、二十六軍政治部、東路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總政治部、第二十二師政治部，及駐滬各軍師以下指導員、黨代表共300余人。由總政治部秘書長李民治主席，宣讀遺囑，后由主席報告開會宗旨，請願蔣總司令釋放蔣有諒，並討論發起歡迎汪主席大會，至此遂由主席宣布散會。”

我們4月4日在上海召開的這次會議的內容是以准備歡迎汪精衛為主，地址在上海西門林蔭路﹔李民治是我當時的名字﹔遺囑指孫中山的遺囑﹔二十六軍即周鳳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即白崇禧部﹔至於十二師、二十二師的負責人是誰，每個單位的主要參加者是誰，要求蔣介石釋放的蔣有諒又是誰，為何被蔣拘捕，歡迎汪精衛的具體作法是什麼，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在這次會議召開的同一日，上海特別市黨部又通知於5日召集上海各機關、團體包括駐滬各部隊政治部在內，在市黨部開會，討論歡迎汪精衛復職大會的事宜。當時我們的工作中心是支持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所謂國民黨左派，借以對抗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極右派。其實對汪精衛也缺乏認真的了解，而是無端輕信。從《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5日）開始，政局就一步一步地變得難以挽救了。我不想當事后諸葛亮，我當時是24歲的小青年，對形勢的認識，也是模模糊糊的。

4月6日下午，周恩來同志在工人糾察隊隊部（湖州會館，今會文路中興路，已毀於抗日戰爭，現新建鐵路職工宿舍），召集到滬各軍全體黨員開會，總政治部的黨員都去了。會議室裡坐了一屋子的人，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會議主要內容是談當前的政治形勢和部隊裡的同志應該怎樣工作，但具體的情況已無從回憶了。會議大概下午3點鐘開始，6點以后才結束。4點鐘左右，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裡我們的一個同志匆匆跑來，報告前敵總指揮部剛才的一個可疑行動，即該部派出一個連，乘4輛汽車，全副武裝匆匆離開指揮部，去向不明。可能是要捉什麼人。恩來同志聽后，默想了一會兒，判斷說：“可能是兩個地方：一是什麼地方，我不告訴你們﹔二是你那裡。”他說“你”的時候，把手指了指我。他要那個同志立即回去，如有新的情況，馬上來報告。然后，仍然主持會議繼續開下去。臨散會時，恩來同志又重復指著我說：“你回去時小心些。”會場距制造局路不太遠，我們是走路回去的，我把同志們分為四起，一起兩三個人，互相間保持一段距離。約定：第一起走到近164號時，要十分注意，先不要進去，可通過大門前面，看大門裡是何情況。如有異常現象，可折回來報告。在將到164號時，已發現大門前的汽車，有個同志沿大路前行，通過大門前面，看見大門裡電燈全開，斷定總政治部已出問題。遂決定大家立刻轉進租界，當地有親朋好友的借宿一宵，沒有辦法的去住旅館。同時指定兩個聯絡人員，某個人聯系某幾位同志。我決定去一個朋友家裡，約定好第二天早晨兩個聯絡員來找我。

第二天一早，翻看《申報》，果然有一則標題是“總政治部昨日被封”的消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以總政治部本屬於總司令部，惟該部到滬多日，並未向總司令部報到，擅自在外發表言論，認為反革命分子。特於昨日下令東路前敵總指揮部派隊發封。總指揮部奉令后，即派兵一連，於下午四時，分乘汽車四輛，前往制造局路，將該總政治部發封，並逮捕辦事人員。該兵士一連，於下午六時許回總指揮部呈報。詳情待續。”

罪名兩條，第一沒有報到，即是用國民黨中央軍委的名義，沒有用他蔣介石的總司令部名義﹔第二是擅自發表言論，即刊登那些大標語，傷害了蔣委員長，斷語是“認為反革命分子”。這完全是蔣介石的邏輯：“我蔣某是革命的，反對我就是反革命。”事情明擺在那裡，已無法工作，經過請示恩來同志，決定除我外，其余同志都折回到安慶一帶去找郭主任報到。他們很快就都離開上海了。對19個被捕的工作人員，因為全是國民黨員和非黨工作人員，沒有一個共產黨人，所以關了不到一個月，就全都釋放了。這次最幸運的是預先有個前敵總指揮部出動一連武裝的情報，使我們有所警惕，所以一個共產黨員也沒有被捉到。

4月8日，《申報》又刊登了一則消息，標題是“總政治部被封后新聞”。消息說：“高昌廟制造局路之中央總政治部，前日下午被蔣總司令下令總指揮部，派兵一連前往發封，並逮捕辦事職員，各情已志前報。茲悉該部發封后，並捕獲辦事人員十九名，內有兩名系婦人，即晚押解龍華總指揮部營房內，一面呈報蔣總司令辦理。昨據總指揮部辦公處潘主任雲，此十九人尚非重要人員，現一面派員往各處調查此十九人之行為如何，若非十分嚴重者，即可由負責之人擔保開釋，從輕發落雲。”

白崇禧奉蔣命令的行動，目的在於對付總政治部這個機構，對付總政治部的共產黨員，更主要的是要捉拿我。消息上說“尚非重要人員”是很含蓄的。事后若干年，我在上海遇見某人，一個中學同學，當時在總政治部任秘書，國民黨人，是那次被捕者之一，他對我說：“你那次好危險。我們剛被拉進前敵總指揮部，潘宜之就跑來問：‘李民治捉來沒有？’若那次把你捉去，你就沒有命了。”他說得不錯，蔣、白、潘是反共反定了。尤其是潘宜之（即消息上的“潘主任”），在反共上是個老手，“中山艦事件”中就早已不是什麼好東西。他當時是陳肇英的副官長。這個人的所作所為，真是殘暴已極，罪惡多端，毫無人性可言。特別在“四•一二”后，我黨許多同志慘遭殺害，他是為首的惡棍。當時所謂“楊（養）虎陳（成）群”是反共最猖獗的，實則其混帳之處，都趕不上潘。我活到現在，沒有死於潘宜之之手，可算福星高照。福星有兩位：一是來報告白部一個連武裝出發消息的那個同志，可惜始終未注意到他的姓名﹔二是周恩來同志。假使沒有周恩來同志的精確判斷，並提醒我回去時一路小心，即或我知道那個消息，也可能不會放在心上。我感謝那個同志，更感謝周恩來同志。

我率總政治部先遣隊先到上海，這是在武漢決定的。鄧演達知道第一師將進入上海，師長薛岳（字伯陵）是他的同鄉好友。為了使我有更多活動余地，他寫了一封親筆信，要我到上海后，拿信去見一次薛岳。4月初，我拿信去找了薛岳，他那時也深為不滿，因為蔣介石不信任他，要把他這一師調離上海。他隻表示情況不好，要我謹慎。這時，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政治部仍在我們手中。我們就用二十六軍政治部的名義，於4月8日在報上登出“歡迎革命領袖汪主席”的標語，但也隻登了一天。剛好汪精衛7日離上海去了武漢，10日汪到了武漢。不幾天，我們的同志全部從二十六軍政治部撤出來了。

此時上海的政治形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青幫的中華共進會，以黃金榮等為核心，在蔣介石的指使下，登報宣布恢復活動，甘心充當蔣破壞工人運動的鷹犬。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告它隻管黨務，政務事情請去找上海市政府。上海總工會緊急宣告“收回租界問題，願協同軍界商界一致為國民政府外交政策之后援，絕不自由單獨有沖入租界之行動。關於治安問題，願協同軍界商界，合力維持。”從7日開始到12日，仿標語登廣告的辦法，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刊登了：“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反動派”、“反三民主義即反革命”、“打倒篡竊黨權的陰謀分子”、“我們的士兵在前線拼命犧牲，良好的工友們，決不會在后方要挾罷工，擾亂秩序”、“鞏固農工商學兵大聯合戰線，努力實現三民主義”等條標語。

到了4月12日，事情就一清二楚了。白崇禧發布了一個布告：

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布告

為布告事：本早閘北武裝工友，大肆械斗，值此戒嚴時期，並當前方用兵之際，武裝工友任意沖突，殊屬妨礙地方安寧秩序。本總指揮職責所在，不得不嚴行制止，以保公安。除派部隊將雙方肇事工友武裝一律解除外，並派員與上海總工會商妥善辦法，以免再啟斗爭而維地方秩序。所有本埠各廠工友，務各照常工作，毋得輕信謠傳，自貽伊戚。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律知悉。此布。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日總指揮白崇禧。

其陰謀手段是先派共進會組織的流氓隊伍，冒充工人，於12日晨分頭進i襲各地工人糾察隊，隨后白部即跟至，向兩方包圍，其實是向工人糾察隊武裝進攻，強迫繳械。現將13日《申報》刊載的消息，抄錄於次：

淞滬工人糾察隊昨均被繳械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以淞滬地處重要、外交形勢嚴重，當東路軍佔領上海之際，全滬工人均以武裝響應，故對於總工會之糾察隊，認為保護工人應有之設備，曾言如服從軍事當局之節制，則糾察隊之槍械，決不收繳。不意軍事當局，以工人沖突名義，將糾察隊全部繳械，所有糾察隊之駐扎處所，俱由軍隊佔領。故昨日上午自四時起九時止，所有南市、閘北、浦東、滬西以及吳淞、江灣等處，發生槍聲甚密，直至上午九時止，完全解決。據軍事當局方面消息，計被繳械之糾察隊，共有14處之多。總工會並不封閉，並由軍隊保護。

所謂14處，具體的地方當時有爛泥渡、陸家嘴、楊家渡、洋涇橋﹔此外則為閘北的商務印書館總廠、東方圖書館、南市的華商電車公司等，這都是黨的群眾基礎很好的企業﹔此外還有工人糾察總隊隊部所在的湖州會館。

當時的《申報》對事變的發生，使用了“不意”兩字，對事變的原因，則使用“以工人沖突名義”字樣，說出了事變的真相。蔣介石背叛革命，堅決反共，以迎合帝國主義、南方買辦資產階級，其反革命面目從此公開。自14日起，白崇禧控制的東路軍指揮部開始在報上大造反革命輿論。而以共進會為骨干的所謂上海工聯總會，又組成所謂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替蔣介石打先鋒，公開提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15日，陳群、潘宜之、羅家倫、吳倚滄自稱為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指導員，說是奉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命令，於14日接收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至此我們就完全失掉了上海總工會和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兩個權威的可以公開活動的機構。當我們撤退時，凡我們的同志沒有能及時離開上海的，均被國民黨反動派所跟蹤和逮捕。凡被捕的，除少數叛變外，都遭到殺害。

郭沫若在南昌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后，不知上海先遣隊情況如何，又偕同辛煥文同志從九江到安慶，到南京，到蘇州，還想到上海。他派辛煥文來找我，我就要辛回去把他接到上海來，我原在靜安寺路滄州飯店開有一個房間，就把他安置在那裡。他又見了恩來同志，並提出要求武漢出兵東下，趁蔣介石立足未穩，先討蔣介石，成功后，再北伐奉系軍閥的主張。這和恩來同志的意見頗為一致。可是武漢中央沒有同意。至此，大家都沒有再住在上海的必要了。

我在上海已沒有什麼工作可做，恩來同志要我立即回武漢，他說他安排一下，亦將去武漢。我回到武漢的時間是4月25日。

這裡還要追述一件事情。4月12日上海工人糾察隊被武裝繳械解散后，蔣介石還輾轉找恩來同志去談話。蔣介石這一舉動，是何用意？很難揣測。恩來同志曾召集少數同志征詢意見。我們一致認為凶多吉少，老蔣既已翻臉，不會講什麼交情，勸恩來同志不要去，堅決拒絕他。恩來同志有不同的看法，自信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即或談不出什麼名堂，也還不至於要加害他。所以他還是去和蔣介石見了面。后來知道談話沒有什麼結果，蔣裝模作樣，表示不得已而為之，說工人糾察隊要成為第二種武裝，他無法讓其存在下去，除工人糾察隊問題外，其他沒有什麼問題。這簡直是詐騙。

我大約在4月20日左右離開上海回武漢，4月下旬，我黨就在武漢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一次公開會議，開幕時還請汪精衛等國民黨中央的代表參加了。恩來同志則留在上海，他沒有參加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