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和南昌起義

（一）

1926年3月初，我結束了在東吳大學的學習，離開上海去廣州。同路人有兩個，一是歐陽繼修，他離開了上海大學﹔二是朱代杰，他辭掉了淞滬鐵路實習站長的職務。我們坐的是英商太古洋行的一隻客貨船。我們都取得了黨組織開的去廣州的介紹信，但黨組織並不發路費，要由自己負擔，我們隻好買船票中最賤的那種散鋪了。這種鋪沒有固定鋪位，隻臨時在什麼地方加一個帆布床。我們的帆布床就放在船頭一個拉船錨的艙位中，是全船最顛簸的地方。我們居然以乘風破浪的氣慨度過了幾天海上生活。

到了廣州，和廣東區委接上頭。就在這個時候，3月20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我們對廣州政治情況一無所知，直到現在，我對這個事件還是缺乏准確的歷史的了解。我認為這是蔣介石設下圈套，誘使李之龍上當，借以壓迫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而且經過國民黨中央的改組，兼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和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長，把黃埔軍校和他的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工作人員全部趕走，要求把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黨員名單交給他。在當時的形勢下，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妥協了。

事件解決后，我被約到文明路75號廣東區委會所在地，同陳延年談了一次話，決定我去政治訓練部接替吳明當宣傳科長。政治訓練部主任是陳公博。那個時候國民革命軍沒有總司令部，這個政治訓練部就隸屬國民政府，叫國民政府政治訓練部，管理國民革命軍各軍師的政治工作。辦公地點就設在國民政府裡面，今廣東紡織路仲愷農學院就是它的舊址。

吳明，湖南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原姓陳名公培。可能受當時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不要自己的姓名了，而自稱“無名”。但是，實際上行不通，又把“無”改成“吳”，把“名”改“明”，叫吳明。1928年以后，又叫陳公培了。當時他為什麼離開政治訓練部，我至今仍不清楚。后來他也沒有為黨正經工作，逐漸地跟黨脫離了關系。1928年，我在上海見過他，那個時候他的政治觀念還不壞，說中國革命要依靠武裝斗爭，而這個斗爭的隊伍必須是自己的﹔大革命時候的武裝斗爭完全附屬在國民黨身上，國民黨一反動，這個武裝就解體了。可見他還有一定革命氣派。1931年，我因工作到北平，正是“九•一八”的時候，在北平看見他。那時他已消極脫黨了，在北平賦閑。1933年他參加了“福建事變”。1948年全國解放前夕，他到了北平。此后一直住在北京當國務院的參事，很消沉。在北京，我們之間雖然偶爾還有來往，但已經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我接替吳明工作的時候，是個剛出學校大門的學生，沒有在軍事機關工作過，也沒有辦過報。吳明雖然卸職了，卻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使我能夠順利地從他手上把工作接受下來，而且逐漸熟練地去完成工作。在我參加工作的開始，能夠遇上這麼一個人，也可以說是運氣了。我們之間雖然不能算是深交，且為時甚短，但一提到他，我總是非常懷念和感謝他的。

我在政治訓練部，名義上叫宣傳科，實際上就是編那份《革命軍報》。因為北伐的關系，這個政治訓練部很快就改組了，陳公博也不當主任了。組織科長是周逸群。我當時的活動范圍基本上是在四川同鄉當中。如當時在廣東大學醫學院的王季甫、蔣留芳，在黃埔教書的歐陽繼修。這樣擴展開去，就認識了醫學院的柯麟、黃埔的熊雄、余洒度、周恩來的兄弟周恩壽（黃埔三期學生）。因為開會關系，還認識了陳喬年。所有這些人，我離開廣州以后，除王季甫、柯麟、歐陽繼修以外，就沒有什麼來往了。

一個人日常生活的食宿總是一個問題。在廣州，我一個人租住在高第街一個商店的樓上。午晚兩餐，包給財政部（現財政廳）附近一個雲南館子，菜不壞，價錢也可以。這樣就順當地直到北伐離開廣州。

（二）

北伐時，國民政府政治訓練部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改組，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鄧演達當主任，但后來一直叫“總政治部”。孫濬明當駐廣州的總政治部后方留守處主任，朱代杰當秘書長，章伯鈞當組織科長（他才從德國回國，是共產黨員，安徽人），郭沫若當宣傳科長（他已辭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這裡所謂的科和下面的股，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二級部的部處級。后來加上江董琴（福建人）任黨務科長，李合林任社會科長，還有一個郭冠杰當總務科長。我改任秘書。

廣東國民黨武裝力量准備北伐的方針確定以后、除了確定參加部隊的戰斗序列以外，新的部隊的政治工作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了。因此，就由鄧演達主持，開了4天的政治工作會議，解決北伐軍政治工作上的原則和具體問題，時間是6月21日到24日。這次政治工作會議，無論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其革創之功，是不可泯滅的，影響所及也是相當深遠的。

會議從始至終由政治部新主任鄧演達主持，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李富春（任大會秘書）、包惠僧、郭沫若、梁紹文、鮑慧僧、惲代英、余程萬、丁默村、伍翔、朱克靖、朱和中、陳公博、黃仲翔、熊雄、陳雁聲、林祖涵、關學參、鐵羅尼（蘇聯顧問）、羅揚清、陳瑤、賈伯濤、酆悌、甘乃光、李朗如、褚民誼、熊銳、王志遠、顧孟余、鄧穎超、鄧福林、繆斌、楊麟、周恩來、余洒度、彭熙、方德華、李合林、歐陽繼修（陽翰笙）、李笠農、曾擴情，共40多人，幾乎包括了當時在廣州的直接和間接參加過軍隊政治工作的所有主要人員。

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在總政治部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一切行動都要以總司令部的指令為依據的新形勢下，建立一套與新體制相適應的、統一的、系統的全軍政治工作的原則和規章制度。

會議主要針對軍隊政治工作的體制問題進行了討論，議定了總政治部的編制、軍隊政治部的編制和團連建立特派員和指導員制度。同時，還對政治工作人員的考評、紀律、任免作出了規定。軍師的政治工作以及團以下的經費全部由總政治部統一經理，與軍費分開，這樣就使政治工作經費不受部隊經理制度的束縛，既方便政治工作，又避免了軍政首長之間的矛盾。

其次是解決北伐軍隊的群眾宣傳工作。因此著重研究了宣傳隊的問題。由李富春主持制定了宣傳隊組織條例，並請周恩來主持制定有關宣傳隊的考選和訓練方案。同時，由總政治部擬定了許多北伐宣傳標語，在廣州大批印刷，分發各軍師團連使用。這樣做，顯然收到很好的效果。即使國民黨的那些舊軍隊，經過政治訓練和對群眾的宣傳工作，也多少解決了軍民關系問題，使北伐進軍途中，大受群眾歡迎。

會議期間，鄧演達還請蔣介石到會訓話，題為“戰時政治工作人員應注意之點”。蔣介石主要講了總政治部是隸屬於總司令部的，因此一切都要聽總司令的。總司令既然給了總政治部應有的權力，總政治部就應該負起責任。

會議最后一天，鄧演達作總結講話。他對會議取得的成果表示滿意，認為這次會議是有歷史意義的。他認為政治工作距革命需要尚遠，希望大家努力工作，貫徹好會議的各項決定。

陳公博由於兩個政治部接交的關系，仍然出席了會議。鄧演達兩三次說陳公博的好話，說陳公博開辟了部隊的政治工作，而鄧是在這個基礎上把政治工作這個機構接受下來的。這也是事實。

這次會議解決了好多技術問題，如編制經費等等。關於准備北伐的政治工作，也就是北伐時期的戰時的和戰地的政治工作問題，蔣介石在演說中說，總政治部要統管戰時、戰地的國民黨黨務的建設和發展及工農青婦等群眾團體與群眾運動。這在蔣介石來說，雖然是符合他一貫的集權思想的，但當時北伐軍的政治工作所承擔的任務，也需要有這一條來肯定它在戰時、戰地的法律權威，所以在新的總政治部的編制當中，除了原來的組織、宣傳科股以外，新增加了黨務和社會科股，這就是為解決這個新任務而添設的新編制。

廣東的政治工作是從蘇聯學來的，在這次北伐當中，軍事上有一個加侖將軍當顧問，政治部也有一個蘇聯顧問鐵羅尼，據說是蘇聯紅軍炮兵出身，北伐從廣東到武漢，他都和總政治部一起行動。現在流傳比較廣的一張照片，就是鄧演達、郭沫若、鐵羅尼三個人在武昌城外照的。鐵羅尼出席了第一天和第三天的會議。聽郭沫若說，抗日戰爭中他去蘇聯時，還在莫斯科見過他。

關於會議中討論的宣傳隊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廣州並沒有解決，這是因為在廣州很難招募學生參加宣傳隊，廣東學生多了，進入湖南以后，語言上也會發生困難。可能各軍、各師的政治部招了那麼一點，但並沒有能夠組成一個宣傳大隊。真正招青年學生編成一個宣傳大隊，是在湖南長沙進行的。湖南的青年學生，經過黨的動員，很多人加入了這個宣傳隊。但是誰當宣傳大隊的隊長，卻引起了我們和鄧演達的爭論。鄧演達想要季方當隊長，而我們則推薦胡公冕當隊長，兩個人都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但胡公冕是共產黨員。最后，鄧演達還是同意讓胡公冕當隊長了，這已經是進入武漢以后的事情了。

這個會議的出席人，都是各單位的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還有的是准備進入總政治部，還沒有到任的，如郭沫若﹔有的是非軍隊單位，帶顧問性質的，如顧孟余、鄧穎超﹔有的則以前是政治工作的負責人，現在已離職的，如周恩來、陳公博。總政治部各單位的負責人，都算列席，不算出席。我也是列席的。在第二次會議上，把我補為印刷委員會的委員。但在廣州因為語言關系，我也並沒有參加什麼具體工作。總政治部出發離開廣州以后就沒有這個委員會了，但宣傳標語的印刷一直還是由我負責。如到了長沙，利用長沙的石印店，印了很多標語﹔到了武漢，也在印刷廠印刷了標語，這些都是由我主管的。當時各軍、師不自己印刷標語，都由總政治部印好了發下去。標語有1尺寬，4尺長，頂上有一個青天白日的圖案。

對於參加會議的人，有些比較有名的，不管他們最后政治生命如何，在這裡都不說明了，如鄧演達、郭沫若、惲代英、陳公博、林祖涵（伯渠），褚民誼、顧孟余、鄧穎超、周恩來﹔其余的人，我現在還能記憶到的，簡單的做一個注釋。

1.熊雄（1893—1927.），江西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和討袁戰役，失敗后隨孫中山赴日本。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后轉德國和蘇聯學習，回國后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政治部主任。1927年在廣州被國民黨殺害。

2.熊銳（1894—1927），廣東人，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1927年被國民黨殺害。

3.朱克靖（1895—1947），湖南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回國后任朱培德第三軍黨代表。抗日戰爭時，任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團長。1947年作為新四軍代表派到徐州郝鵬舉部隊，后被郝鵬舉暗害。

4.酆悌（1903—1938），湖南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第一師黨代表，抗戰中任國民黨長沙警備司令，后因長沙大火案，被蔣介石槍殺。

5.繆斌（？—1945），江蘇人，第一軍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時期當漢奸，任汪偽政府考試院副院長。日本投降后，以漢奸罪處死。

6.歐陽繼修，即陽翰笙，四川人，當時任黃埔軍校入伍生隊政治部主任。

7.李合林，四川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回國后任總政治部社會科長。

8.包惠僧，湖北人，1920年在武漢加入共產主義小組，曾代表廣東區出席中共一大。先后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教導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開始時任戰時政治訓練班主任。后脫黨。

9.李朗如，廣東人，南京陸軍中學畢業。廣東商團的軍事干事。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五軍黨代表。

這個名單是不全的。雖然都是當時在廣州做政治工作的人，但我在廣州的時間很短，和他們很少往來，對相當一部分人的下落不明。至於梁紹文、余程萬、丁默村、賈伯濤、甘乃光、王志遠、余洒度、曾擴情等，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后來成了改組派，一些人則當了蔣介石的特務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