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和南昌起義【4】

（七）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我黨在政治上、軍事上取得了許多經驗教訓。在軍事上，主要是共產黨必須有一支自己的武裝，而不能依附在國民黨底下，隻當政治工作人員，因為情況一變，政治工作人員就沒有立腳的余地了。大革命時候的第一軍是蔣介石自己掌握的，第五軍是廣東軍閥隊伍，沒有參加北伐，我們就不必說他了。參加北伐的二、三、四、六軍，我們黨派去的都是政治工作人員，連師團級的指揮員都沒有（葉挺除外）。南昌起義，在軍事上主要還是靠幾個有直接指揮權力的師長或團長，但還是發生了蔡廷鍇那樣的事情。他一出南昌，竟然把政治工作人員和一些中下級指揮員禮送出部隊，自己開向福建，我們這個師也就沒有了。可見掌握部隊隻有政治工作人員是不行的，必須有從上到下的軍事指揮員。可惜當時政治上對軍隊作用尚認識不清，軍事人員也很少，所以吃了虧。這件事情共產國際后來也很清楚，說是中國革命是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井岡山紅四軍的建立和它的斗爭，逐漸形成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黨覺悟到這一點，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時這支部隊，不僅要有覺悟的指揮員，而且要有廣大覺悟的戰斗員。大革命后期，黨員最高軍階是副軍長兼師長，而黨員政治工作人員早就是軍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沒有革命群眾，而隻有一些軍政干部，不能形成一個革命的武裝集團。當時，軍隊開黨員會議時，到會的絕大部分是校、尉軍官，士兵黨員很少，有幾個獨立團的黨員士兵在座是非常顯眼的了。士兵黨員如此之少，支部就無法建立在連隊上，隻有獨立團少數連有支部。井岡山朱毛會師以后，士兵黨員才多起來，普遍把支部建立在連隊上。這樣，自然形成了一支真正為人民解放而戰斗的群眾武裝。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這支隊伍都能確保是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

我想大革命失敗的軍事教訓，總的來說，第一，要有一支各級指揮員都是共產黨員的武裝﹔第二，這支武裝要把黨的基礎建立在連隊上。

郭沫若脫離了總政治部之后，改任第二方面軍的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總指揮是張發奎（字向華）。以南昌政治部的班底成立這個政治部，時在7月底。那個時候武漢是亂哄哄的，黨雖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但方針並不明確，思想並不統一。我在武漢無事可做，要在武漢等出個什麼名堂是等不出來的，而且好多人都已經離開武漢去九江，去南昌。這時張發奎在九江，郭沫若也在九江。我隻好離開武漢，去九江報到。到九江報到后，首先感到的到不是政治危機或者軍事危機，而是經濟危機。在九江，武漢中央銀行的鈔票一天一天的不值錢，一個人吃一頓飯要10多塊錢。拿那時九江生活水准來說，吃一頓好飯一塊錢也就很夠了。物價高漲，市場混亂，對這種情況，我們是什麼辦法也沒有。至於政治軍事問題，究竟怎麼搞法，在黨內也是各說各的，一下也弄不清楚。

這時，郭沫若帶了幾個人上廬山去了。8月1日下午張發奎通知我，要郭下山。郭下山后就去找張發奎，張告訴他，南昌已經成了國民黨革命命委員會，名單有你也有我但是我是不會去的。他問郭何去何從，並表示可以繼續留在他這個方面軍，當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張希望他留下來，但又說，假如郭想到南昌去，他也不勉強。郭沫若當時表示，他不好留下來，既然南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組成有他的名字，他就應該去。

張發奎答應郭沫若把這個政治部帶到南昌去，並且派一隻汽船，從湖口經過過鄱陽糊進入贛江，把我們送到南昌。但是，當我們回來正在打行李准備上船的時侯，張發奎又打電話來，變卦了。托辭沒有汽船，隻能派一輛搖車（鐵路上用的手搖的急救車，隻能坐四五個人），送我們去南昌。至於哪些人去，由郭沫若自己選定。這下就沒有辦法了，所有交通工具都在張發奎手裡，我們也搞不到什麼汽船，這個政治部，連人帶物，就隻好全交給張發奎了。雖然群龍無首，但我們也不能把政政部的黨員留在張發奎那裡。於是決定政治部裡的黨員全部撤出來送回上海，由潘漢年帶隊。政治部裡非黨的工作人員都留給張發奎。政治部的主要物資，特別是一些槍支彈藥，我們就交給當時在九江負地方工作的陳奇涵了。

搖車到手以后，上搖車的人隻有五個。郭沫若帶一個警衛員，我和歐陽繼修（歐陽那時是第四軍政治部的秘書）加上梅電龍，他那時是第四軍（軍長黃琪翔）第十一（師長繆培南）政治部主任。這樣，我們坐上這輛搖車，沿南潯路（南昌——九江）到南昌去了。但是路上又起了兩個波折，並不順利。

一是當天傍晚的時候，來到張發奎部隊的警戒線（德安），被當地駐軍攔住，不准我們通過。我們把張發奎的手令（張親筆寫的一張小條子，通知前線部隊讓我們出境的一個命令）給他看，他也不相信。我們就被扣在那個地方，找連長也不行，找營長更不行，營長以上就沒有人了。天一黑，隻好守在搖車上。第二天天天剛蒙蒙亮的時侯，才予以放行。這時己經是8月4日早晨了。

二是我們的車子到涂家埠以后，在車站上停下來，這時車站上有一輛火車頭。我們想要求火車站站長，把這個火車頭向南昌開，比我們坐搖車快。但是這個車頭上趴的全是在南昌繳了械的第三軍朱培德部的散兵。這就引起了一個矛盾。我們要向南昌，他們要向九江。這些散兵又跑到搖車上搶我們的槍，並且打我們的人。眾寡懸殊，我們當然打不過他們，幸好我們躲進了站長的房間，才免於吃大虧。那個站長很機靈，他立刻吹哨子叫開車，火車的汽笛一響這些散兵立刻把我們甩掉爭著跑回去，爬上那輛火車頭。但究竟我們還是挨打了，郭沫若和我，還被搶去了兩支駁殼槍。我們也隻好依然坐搖車離開涂家埠前進。

要是沒有這兩番周折，我們可能早就到南昌了。搖車到牛行車站的時候已是下午了。在當時的軍事情況下，牛行車站沒有什麼人，贛江上也沒有渡船。也弄不清楚為什麼南昌的警戒線不放在牛行。想了好多辦法，才和南昌打通關系，南昌才放了一隻渡船過來，把我們接過贛江。

到了城裡才知道部隊明天早晨就要離開南昌向廣東前進，因而大家都忙忙亂亂的。南昌前委隻簡單地聽了一下我們脫離張發奎部隊趕到南昌的情況。郭沫若作為革命委員會委員兼宣傳委員會主任，兼總政治部主任，當然跟著革命委員會的建制行動了。歐陽繼修被委任為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的政治部主任。師長是古勛銘，國民黨左派軍人。梅電龍任二十四師第七十團的黨代表，團長是劉明夏。我任參謀團秘書長。當晚，四個人就分開了。參謀團主任是周恩來，參謀長是劉伯承。現在一些記錄說周只是參謀團的成員，完全不對。主要因為隻有一個政治上的革命委員會，沒有一個軍事上的總司令部，而劉伯承用參謀長的名義也不能指揮整個部隊。周恩來既是參謀團主任，又是黨的前委書記，所以實際上他就是這支起義軍的總司令。在整個起義過程當中，我還經常和郭沫若見面，但同歐陽繼修和梅電龍就沒有見面了，一直到起義失敗大家回到上海。

這支起義部隊其實也並不穩定。參加起義的第十一軍第十師師長蔡廷鍇出了南昌到進賢境內，就脫離了指揮，帶著這個師單獨向福建開走了。直到他這個部隊的共產黨員被他禮送出部隊以后，我們才知道。這又少了一個師的兵力。給朱德一個軍的番號叫第九軍，他任軍長，實際上並沒有自己的部隊，隻有一個空的軍的番號。在部隊進入廣東韓江地區，留下十一軍周士第師住大埔的三河壩，向梅縣方向警戒，歸有軍長銜的朱德指揮。所以這個師在南昌起義失敗以后，經過許多的周折和戰斗，一直由朱德帶領著，1928年才和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匯合，編成中國工農革命軍（隨后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

部隊向廣東前進的時候，在江西會昌和廣東的錢大鈞部隊打了一仗，把廣東軍隊擊潰和消滅了一部分，並佔領了會昌城。陳賡就是在那次戰斗中負傷的。這次勝利，保証了這支部隊向廣東的順利前進。錢大鈞是敵南路指揮，所轄為第二十師、第二十八師、新編第一師，共10個團，還有桂軍黃紹竑部7個團。我方由朱德指揮的是教導團和第二十軍的一部分﹔葉挺指揮第十一軍的第二十四師和二十五師﹔賀龍率領的第二十軍位於瑞金附近。

南昌起義部隊離開江西入福建以后，駐在汀州上杭地區。當時鄧子恢、張鼎承正在那裡搞農民運動，渴望得到一支軍事力量的支持。若是這支很整齊的武裝，不去打廣東，而是留在閩粵贛這個三角地帶，一面鞏固，一面擴大力量，是會取得很大的成果的。可惜當時隻有軍隊進行武裝斗爭的概念，沒有農民進行武裝斗爭的概念﹔隻有建設城市根據地的概念，沒有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概念。雖然后來仍然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的贛閩粵蘇維埃根據地，但已是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失敗以后的事情了。在這點上，我們都要佩服毛澤東同志搞農民戰爭的戰略指導的遠見卓識。對於農民這個階級的社會地位，生活情況，心理狀態和它的歷史淵源，當時中國共產黨內，沒有第二個人比他在這方面有更好的真知灼見了。

離開南昌以后，經過撫州（臨川），那時侯還是夏末，撫州還有很好的西瓜。過宜黃、廣昌、石城到瑞金，都是平路，或稍微有點丘陵，全靠步行。在瑞金的時侯，周恩來同我商量，要介紹郭沫若入黨。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還是組織上要他入黨在先，現在無從說起。我看這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當時作為郭沫若來講，入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瑞金到江州要翻一個武夷山脈，也不覺得很高。只是后來走得太疲勞，見了水就想坐船，全不了解江的上杭到永定這一段全是礁石，而且水的落差很大、很急。我們們搞到一隻船后要船夫向下游開，老船夫向我們做了許多解釋，全是福建話，我們聽不大懂，隻一個勁兒要他向下游開。船是開出去了，久就發覺這個船已落到急流當中，下游屢見礁石，要想靠岸也不可能了。我們前面有的船已被打碎了，有的人趴在礁石上，毫無辦法，我們也無法停下來救他們。所幸我們這個老船夫本領很大，熟悉水性，把那些礁石繞過了，很快地到了永定，水流才平緩下來。我們這幾個坐船的丘八對於這個船夫真是感激不盡，現在有漂流黃河的英雄，有漂流長江的英雄，經過這段急流，我們也算是漂流汀江的英雄了。

從永定進入廣東，到達大埔的三河壩時，我得了急性腸胃炎。在三河壩鎮上，找到個賣藥的醫生，也沒有什麼藥，他給了我一杯白蘭地，居然酒到病除。至今我還相信白蘭地可以治這類腸胃病。我們在三河壩沒有停留，直奔大埔。我們住進大埔城裡的一戶人家，弄午飯吃。一打聽，這是鄒魯的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拿他家裡的米菜弄了一頓飯吃。部隊南下經過潮安到汕頭以后，向揭陽、普寧方向攻擊前進，企圖進入海陸豐地區。在豐順的湯坑地區就跟敵人遭遇了，9月27日、28日連打了兩天很激烈的仗因為二十五師留在大埔的三河壩，還有二十軍的第三師留在潮安了。我們參戰的隻有葉挺一個師，賀龍兩個師的兵力，人數不過六七千人。敵人卻有一萬多人。我軍在湯坑一帶犧牲頗大，作戰失利！

在汕頭的時候，傳來的前線消息很不好，部隊大約在9月29日、30日分別撤下來。同時也不能夠孤守在汕頭，因此汕頭的人馬和部隊集合起來，避開敵人，還是向海陸豐地區前進。因為那裡經過楊殷和彭湃工作，群眾基礎好。但這時部隊組織比較鬆散，紀律不嚴格。我雖向劉伯承同志提起，我以為他是參謀長，說話會算數的，但他只是無可奈何地攤開雙手，說他也指揮不了什麼人，這支部隊，那支部隊，互不統屬，行軍速度很慢。10月4日下午部隊行軍到揭陽流沙，前面的山頭上，聚集了一些人，人數不多，向我們開槍。這下部隊就亂了，各不相顧，沒有部隊擔負掩護，沒有部隊向山頭反擊，也看不見一個指揮員站出來指揮部隊的行動。時間是很快的，一轉眼就到了黃昏了。這時我周圍除了一個參謀團的參謀，和幾個潮州同志以外，更無別人。我們隻能打自己的主意。我是四川人不會講廣東話，那參謀（大概黃埔四期或五期學生）是山西人，也不會講廣東話。我們隻能聽這幾個潮州同志的安排了。因為他們都會講客家話，也有群眾關系，還熟悉社會情況。確定的方針大體是我和山西同志經香港回上海，他們則把我們送離廣東以后各自回家。犯難的事情是我們兩個人身上都沒有一個錢，怎麼籌到回上海的路費。我突然想起我們進入汕頭的時候，曾和郭沫若去過創造社在汕頭的出版部，可以冒一個小險，回到汕頭，去向他們借幾個錢，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而且汕頭去香港交通也方便。因此大家都同意，我們一起去汕頭。我和山西同志夾在幾個潮州同志中，什麼話也不說，不分晝夜地向前趕，不知在一個什麼小站趕上了潮（安）汕（頭）鐵路去汕頭的火車，我們就大搖大擺地坐上去了。這條路是1904年到1906年，由華僑資本修成的，是條窄軌鐵路，全長共39公裡，1939年日寇入侵汕頭時，被拆毀了。

我們到了汕頭一打聽，汕頭駐軍是薛岳，我想不怕，即或出問題，我們還有一面之緣。當然最好不去碰他。打定主意后我們徑直到創造社的汕頭出版部（地址在汕頭外馬路張園15號二樓），找到他們的經理梁海生直說，想借幾個錢去香港。看在郭沫若的面子上，或者出於對革命事業的同情，他慷慨地借給我們30塊錢。潮州同志還幫忙，給了我們一個廣東省委在香港的通訊處。謝別了潮州同志和梁海生，我們便動身去了香港。那個在香港的廣東省委通訊處還是很靈的，接上關系，發了我們兩個人每人一張去上海的三等船票，又發了20塊錢的港幣，可以買點什麼東西。廣東穿來的衣服是根本無法穿到上海的，那是在流沙的那天晚上為替換軍服，由潮州同志從老百姓那裡收集來的廣東式的普通布衣服。我們想再向省委要點錢，省委未給。我們隻好勉強回上海再說。在船上我又碰到了李立三、林伯渠，沒有賀龍。大家也不好打招呼，隻好點點頭，笑一笑。大概這一路很疲勞了，一倒在鋪上，就睡熟了。等到醒來時，已經睡了20多個鐘頭，以為是第二天，其實已經是第三天了，一直也沒有吃飯。

從1926年春天離開上海到廣州，到1927年秋天又從廣東回到了上海。那個與我同路的黃埔畢業的參謀，山西同志，他接上黨的關系以后，單獨回山西去了。可惜我現在已忘掉了他的姓名，一個在革命戰爭失敗的艱難時期和我共患難的同志。

后來才知道在流沙襲擊我們的是當地的地主武裝民團，人數並不多，武器也不好，但是我們卻被他們打散了。南昌起義的希望寄托在朱德同志身上。

南昌起義失敗了，大革命也失敗了。這是中國政治局勢的重大變化。大革命最高潮時中共黨員有7萬人，到1928年就隻剩下1萬人，減少了85%。這還包括了在農村中進行武裝斗爭的黨員，這部分同志恐怕比在城市裡堅持地下工作的黨員人數還要多。

脫黨的情況在武漢極為明顯。8月初，武漢國民黨頒布了《清查共產黨員辦法四項》，其中第三項就規定：“有共產黨嫌疑者，令其於三日內登報聲明反對共產黨或發表文字反對共產黨。”因為登脫黨聲明的人多了，以致漢口《中央日報》還專門登一個啟事說：“奉中央命令，關於黨報登載脫離共產黨或聲明非共產主義啟事，非經漢口特別市黨部改組委員會審查蓋章，不得登載。因此，本報自即日起，凡不合上項手續的啟事，一概不代刊登。”

這種啟事報上天天都有，少則一兩人，多則10來人。啟事的格式大概是這樣：

（一）我曾誤入CY，旋因該團不合國情，已於4月間脫離關系，特此聲明。

（二）敝人曾經由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因政見不合，早已退出，特此聲明。

（三）我以前被人引誘加入共產黨，我本是不知道什麼叫做共產主義。現在看見中央命令，曉得共產黨是一個叛國害民的黨，特此登報聲明，決與該黨脫離關系。

當然這些人都是湖北本地的一般的黨員團員，形形色色就不去說它了。

既脫了黨，又在這時候跳出來反共的，其丑惡無過於周佛海了。他的所謂《逃出了赤都武漢》，就是他制造的關於武漢中國共產黨內部情況的種種謠言。他預料自己可能在上海被捕，事先寫成這篇東西，作為被捕時証明他周佛海早就反共擁蔣了。果然靠這篇東西救了他的命。這種人后來當漢奸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在脫黨的人數中第一位的當是那些消極分子。他們自謀職業，隱姓埋名，對黨亦沒有什麼危害。雖然如此，其中也有少數人自覺“高明”，認為革命失敗都是你們這些人搞“左”了，甚至說出“為什麼象蒼蠅那樣向窗玻璃片上盲撞便算不落伍？”“這出路差不多已成為‘絕路’，現在不是已証明得明白？”第二位的就是脫黨分子，他們找著一些門路，投降蔣介石，跑到國民黨那裡去﹔也有些人去參加汪精衛的改組派，或者鄧演達的第三黨。但是也有少數人，即或留在黨內，特別象陳獨秀這個小集團，搞分裂活動，自然也隻有被開除黨籍一個下場了。總之，聚變在一起了，一霎時的風雨變幻，又裂變為多種形式的社會成員。聚變和裂變交替不斷地變。正如毛澤東所說：“從此以后，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體，他們又繼續戰斗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