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2】

二、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對毛澤東理論創新的啟迪與促進

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以及軍事理論中國化的學理性闡釋，給予毛澤東重要的思想啟迪。毛澤東的部分著作本身就是他和黨的理論工作者共同智慧的結晶。

1.黨的理論工作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有益啟示。延安時期，毛澤東幾乎讀遍了當時可以讀到的哲學著作，並吸收其中的有益思想和觀點。1936年10月黨中央甫定陝北之際，毛澤東即致函葉劍英、劉鼎，囑托他們購買一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並點名要購買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和柳湜的《街頭講話》（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8頁。）。延安時期,毛澤東既讀過不少馬恩列斯的著作，也讀了不少蘇聯和中國學者的著作。（ 參見《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目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毛澤東不僅閱讀這些哲學著作，而且寫了大量的批注。如他在閱讀《辯証法唯物論教程》時，先后用毛筆、黑鉛筆在書眉和空白的地方寫下了近1.2萬字的批注，並從頭到尾作了圈點和勾畫。對《大眾哲學》《思想方法論》《哲學與生活》和《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等都作了批注。這些批注既有評價性的，也有運用書中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革命實際進行闡發的，其中有些內容直接構成毛澤東理論創新的基本元素。

在黨的理論工作者中，艾思奇的哲學著述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影響最大。艾思奇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以及認識論與辯証法的關系的闡述，對毛澤東《實踐論》中關於人類認識的總規律、總公式的概括產生了直接影響。艾思奇在《大眾哲學》和《哲學與生活》等著作中，對於矛盾統一律的根本地位、事物變動“內因與外因”“差別與矛盾”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和論述，對毛澤東《矛盾論》中關於“差異就是矛盾”“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証法的最根本法則”的觀點以及“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觀點的形成和發展，也起到了重要啟示作用。此外，艾思奇關於思想方法論的論述對毛澤東也有啟示。毛澤東在讀《思想方法論》一書時雖然隻作了35個字的簡要批注（ 參見《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451頁。），但他卻接受了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思想方法論”。“思想方法”成為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之一。正是因為受艾思奇著作的影響較大，毛澤東才多次說從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很多”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02頁。）。這絕非謙辭。

2.黨的理論工作者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創新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有重要啟示作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主要標志。毛澤東對這個理論形成的貢獻是最大的，但是何干之等史學家對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新的民主革命”等問題的分析促進了毛澤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如，（1）關於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思想。作為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毛澤東在1925年冬分析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時，第一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國” （《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24頁。）一詞。1926年9月發表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認為，中國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 （《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7頁。）。1938年3月，他在抗日軍政大學的演講中，專門闡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意義和價值。他說：“我們研究中國的結果，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是一條規律，是一個總的最本質的規律，所以我們要用這個規律去觀察一切事物。”“我們認識了中國是半封建性的社會，那末，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對頭——民主來對抗”﹔“我們懂得了中國社會還有半殖民地的性質，那末就要反帝。”（ 轉引《毛澤東延安時期文稿兩篇》（1938年3月—1941年10月），《黨的文獻》2002年第3期。）可以看出，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不僅完整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而且對這一概念的闡發超過了以往任何論述。同年11月，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又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強調。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體系最終形成的標志。“半殖民地半封建”成為毛澤東這一時期經常使用的概念 （據筆者檢索《毛澤東選集》第2卷統計，毛澤東在1938年3月至1939年12月間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或類似概念達13次之多。），並逐漸為黨內高層接受，成為全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構成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理論基石。不過，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得益於當時理論界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和中國農村性質等問題的爭論，特別是何干之的理論探索。早在20年代，尤其是大革命失敗后，理論界就中國社會性質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黨的六大決議案認定中國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經濟政治制度是半封建制度，但並沒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其后“新思潮派”在李立三的領導下對中國社會性質進行了專業性的研討。他們大量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提法，其觀點也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論靠近。幾乎與此同時，張聞天、王學文、吳亮平和陳伯達等人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探討。但是，真正對這一問題進行自覺系統地論証的是何干之。他在1934年到1937年間先后發表了《中國經濟讀本》《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等著作，系統論証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特別是在《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中第一次正式完整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觀點。何干之的研究成果對毛澤東產生了直接影響。 （這一觀點學界存有爭論。參見李紅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來龍去脈》，《新華文摘》2004年第9期﹔陳金龍：《“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過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陶季邑：《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問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周興樑：《關於近代中國“兩半”社會性質總理論的由來》，《歷史教學》2005年第2期。）（2）關於中國的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及革命分“兩著”進行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革命性質如何，應該怎樣進行革命？這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回答的問題。黨的歷史上，由於對中國革命性質認識不清，曾先后出現了“二次革命論”和“一次革命論”的思想，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1936年，何干之在分析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應分“兩著”進行，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等觀點。“毫無疑問，何干之的這一觀點，在中國共產黨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起著有益的探索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編：《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知識出版社，1987年，第103頁。）。此外，張仲實、陳伯達、王學文和呂振羽等理論工作者關於這一類問題的研究成果對毛澤東闡明中國的民族革命問題也有很大啟發。

3.黨的理論工作者為毛澤東創新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作出了貢獻。抗戰時期，毛澤東寫出了一系列軍事理論著作。《論持久戰》是其中的光輝典范。《論持久戰》固然是毛澤東個人洞悉抗日戰爭發展規律的偉大成果，但其中也凝結了何干之、何思敬等人的智慧。其一，何干之在1936年前就提出了“持久性”抗戰和建立“人民抗敵統一戰線”的觀點（ 劉煉：《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1期。）﹔其二，《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在參加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討會，聽完何思敬的講課后(也許在學習中)開始寫的。“何老在幫助毛主席理解克氏這部難讀的書，是有一定貢獻的，也是間接在毛主席寫《論持久戰》這部光輝著作中出了一點力。”（《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4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1頁。）

4.黨的理論工作者對“中國化”的倡導及理論論証給了毛澤東深刻啟迪。學界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是毛澤東在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來的。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一方面固然是源於他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把握，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自覺﹔另一方面也與當時學術界，尤其是黨的理論工作者倡導的“中國化”思潮是分不開的。早在1937年，“從賢”即提出“文化運動中國化”的口號，倡導“要使我們的文化運動充分中國化”（ 從賢：《現階段的文化運動》，《解放》第23期，1937年11月。）。李初梨認為在馬列主義具體化與通俗化方面，過去十年雖有進步，但“仍然不夠”，還必須“提高文化水平，使馬列主義更具體化中國化” （李初梨：《十年來新文化運動的檢討》，《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何干之勉勵陝北公學學生把“理論武裝”和實踐武裝結合起來，實現理論的中國化和大眾化，使理論成為實踐的指針（ 何干之：《理論的中國化和大眾化》，《陝北公學開學紀念特刊》，1937年11月。）。艾思奇提出要振作哲學空氣的主張，他認為要使哲學“適應這激變的抗戰形勢的力量”，“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 《艾思奇全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1頁。）。柳湜提出：“我們歡迎古今中外一切人類的勞動的經驗的結晶的世界文化，但我們同時提出我們要融化它，要中國化它”（ 柳湜：《延安以來文化運動的發展》，《戰時文化》1938年5月創刊號。）。陳伯達也指出：“中國新哲學者，大部分（即使傾向是很好的）關於哲學的寫作中，也還沒有很好地和現實的政治結合起來，沒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國政治實例來闡釋辯証法，使唯物辯証法在中國問題中具體化起來，更充實起來。”因此，要“大量地介紹新哲學到中國來，並應用新哲學到中國各方面的具體問題上去”（ 陳伯達：《哲學的國防動員》，《讀書生活》1936年9月第4卷第9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對“中國化”的研究和倡導極大地影響了深受教條主義之苦並對教條主義深惡痛絕的毛澤東，他在深刻總結“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一個政治家的敏銳接過了“中國化”這一反對教條主義的有力武器 （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來源學界有爭議。參見〔美〕雷蒙德•懷利（Raymond F.Wylie）著，林育川譯：《毛澤東、陳伯達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6—1938）》，《現代哲學》2006年第6期﹔董標：《延安新哲學會：立意高遠的思想機器》，《現代哲學》2008年第3期。筆者認為，該命題不是源於某一個人，而是當時黨的領袖順應革命形勢的需要與知識界推動“中國化”合力的結果。）。

5.黨的理論工作者直接參與了毛澤東的理論著述。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除一些技術性文件外，毛澤東的著述絕大多數都是“親自執筆，一般不用秘書代勞”（ 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34頁。）。但是翻閱《毛澤東選集》，可以看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部對推動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的著作就是“由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寫作的一個課本”（《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1頁。頁下注：“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其他幾個同志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但哪幾個同志參與了第一章的起草，目前學界有爭論，參見張靜如：《中國共產黨思想史》，青島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頁﹔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34頁﹔張希賢等編著：《毛澤東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7頁。）。該書在新中國成立前即出版了約110版次，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政治、歷史類書籍之一。毛澤東在寫《新民主主義論》時，除如上文所述吸收了何干之等人的一些理論觀點外，還在1940年1月21日和23日連續兩次寫信給周揚說：“文章雖算寫好了，但還待匯集意見加以最后修改……請加審閱、指正、批示” （劉益濤：《十年紀事1937年—1947年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127頁。）。此外，毛澤東還致信吳玉章請他也對文章進行“閱正、指示”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46頁。）。可見，《新民主主義論》雖不能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至少是參考了其他人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