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4】

四、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理論互動的當代啟示

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之間的理論互動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及其在黨內指導地位的確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這一理論互動說明，在黨的理論創新進程中，黨的領袖的作用是主要的，它規制了理論創新的方式和方向，甚至預設了理論創新的成果，但理論創新又不是黨的領袖個人所得而私的東西，它還需要借助黨的理論工作者的創造性努力，以實現理論化、系統化和大眾化。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為當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提供了歷史借鑒。

第一，黨的領袖一般都具有特殊的品質和社會地位，更善於用敏銳的眼光觀察歷史發展，把握時代主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和基本國情的把握更准確，更有理論創新的精神，他們能夠在借鑒和吸收全黨、全社會理論智慧及總結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系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建構較為完整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黨的領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始終發揮著主導作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由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袖群體建構和詮釋，並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的歷屆領袖群體接力創新的成果。

綜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發展史可以發現，每一個重大理論觀點的提出和每一次巨大理論躍升，其首創者或完成者都是黨的領袖。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其關鍵點在於：其一，黨的領袖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處於統攬全局的地位，各方面的信息都在他這裡匯集、碰撞、聚化，便於他透過紛繁復雜的表象把握矛盾的實質，揭示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其二，黨的領袖通常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典范，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強烈的理論自覺和理論創新意識。1941年毛澤東在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辯証法唯物論教程》時發出的“中國的斗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 （《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445頁。）的感慨，就是理論自覺和理論創新意識的直接表現。其三，黨的領袖對於理論創新的預期成果有明確的認識，有能力引導理論創新實踐活動以正確的方式，朝科學的結論邁進。其四，黨的領袖能夠團結和帶領一批杰出的理論工作者協同工作，並對理論工作者的學習、研究和宣傳工作給予及時指導和必要支持。抗戰時期，毛澤東始終處於領導中國社會變革實踐的核心地位。這使得他有條件深入分析中國國情，揭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科學回答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並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在總結黨領導中國革命經驗，特別是揭示教條主義危害的基礎上，旗幟鮮明地向全黨提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團結和影響一批杰出的黨的理論工作者，並為他們學習、研究、宣傳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指明方向。毛澤東思想從概念的生成到理論的體系化，從理論工作者的個人認識到全黨指導思想地位的確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到社會主義改造理論，毛澤東始終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主導作用，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運用和發展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才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的領袖，科學判斷時代主題及時代潮流的變化，在全面系統總結世界各國發展經驗教訓、借鑒和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思想理論原則，通過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先后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等全新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分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黨的十七大把這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及其豐富發展，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的不斷成熟，又體現了黨的領袖在理論創新上的自覺自信。

第二，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研究可以促進、豐富和完善黨的領袖的理論研究，使黨的領袖的理論創新成果更加學理化、系統化﹔黨的領袖的理論創新成果也有待於黨的理論工作者向大眾宣傳、闡釋，使之化為大眾的思想武器。無論是毛澤東思想，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們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都凝聚了黨的理論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

如前所述，延安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導下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研究和宣傳工作，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毛澤東形成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科學認識、毛澤東思想的學理化、系統化、大眾化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黨的理論工作者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實踐的需要，利用自身的優勢，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進行積極的理論創新。有些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受到黨的領袖的高度重視和支持，直接推動了中國思想解放的歷史進程，如1978年南京大學青年教師胡福明撰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就受到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對於破除“兩個凡是”和教條主義，促進思想解放發揮了積極作用。有些理論工作者在學術研究中倡導和使用的新概念，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治文明”“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等為黨的領袖所吸納，融入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本之中。還有些黨的理論工作者直接參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本建構，如胡喬木、鄭必堅、龔育之等黨的理論工作者參與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被鄧小平稱作“政治經濟學的初稿”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起草的過程中，就吸納了來自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等多家單位的理論工作者，凝聚了他們的智慧。十二大以來，黨的歷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共中央的重要決議或決定，也都是在黨中央的領導和組織下，由黨的理論工作者主要擔綱完成的。近年來，一些杰出的黨的理論工作者被邀請到中南海給中央政治局委員開辦專題講座，就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一專題問題同黨的領袖進行共同研討。此外，黨的理論工作者還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研究、宣傳教育活動主力軍，是實現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力量。可以說，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的理論創新成果對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發展和完善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三，黨的理論工作者與黨的領袖的理論互動共存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全過程，兩者相得益彰。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史。在此過程中，黨的領袖與黨的理論工作者圍繞一個共同的理論創新目標，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形成一種吐故納新、健康發展的理論生成機制。這種理論生成機制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過程中所獨有的。

黨的領袖基於研判國情的基礎上提出理論創新的方向、核心概念或具體任務（有時這些概念直接來自於黨的理論工作者），引導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路向。黨的理論工作者則憑借相對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對這些理論創新方向、核心概念或任務要求展開深入研究，使之學理化、完善化和體系化。抗戰時期，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黨的理論工作者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必要性可能性、基本原則、基本路徑和理論成果等方面論証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合科學性與合規律性等。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黨的理論工作者通過研究，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框架結構。此后，無論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都在黨的理論工作者中掀起了研究熱潮，而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又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體系。當前，黨的理論工作者正就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展開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必將使之進一步學理化和體系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寶庫增添新的理論成果。

此外，黨的領袖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研究, 創設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支持、鼓勵和指導黨的理論工作者進行理論創新,把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及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等，為形成黨的領袖與黨的理論工作者良性學術互動機制提供了必要條件。（本文作者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教授）

注：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及其當代價值研究”（12BKS024）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延安知識分子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11YJC71007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