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3】

三、黨的理論工作者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宣傳

“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運用和發展的毛澤東思想在事實上已經存在。但是，“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概念的提出，是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醞釀過程的。繼1938年10月向全黨提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后，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原則，並開始撰寫一系列著作，從哲學、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軍事等方面，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系統的理論概括和總結。對此，黨的理論工作者和黨內一些領導人感覺到，需要對這個革命理論給以適當的命名和正確的評價。黨內研究宣傳毛澤東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漸成風潮，而理論工作者始終挺立潮頭。

1940年7月，楊鬆在論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績時就說到了毛澤東的理論貢獻。他說：“關於建立新的人民的革命軍隊和軍事戰略戰術的學說，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發揮了和具體化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戰爭和軍事的學說（如像毛澤東同志在十年內戰中戰略和戰術的發揮，在目前抗戰中所著的《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 （楊鬆：《關於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中國文化》1940年7月第1卷第5期。）。1941年初，張仲實以“實甫”名義在《解放》周刊上發表文章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自己20年來的革命斗爭中，不僅已經准確地把握了創造性的馬列主義，不僅已經學會了嫻熟而正確地把馬列主義學說應用於中國的環境，而且“已經給馬列主義底‘總寶庫’提供了好多新的貢獻，添加了許多新的珍貴東西。毛澤東同志底《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是中國的最優秀的真正馬列主義的作品” （實甫：《掌握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為紀念列寧逝世十七周年而作》，《解放》第123期，1941年1月。）。同年，艾思奇、和培元也分別撰文稱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艾思奇認為：“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以及毛澤東同志及朱德同志的關於游擊戰爭問題的著作，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辯証法唯物論應用的最大的歷史收獲” （《艾思奇全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1頁。）。和培元認為，毛澤東1937年在抗大的哲學講授提綱“指示著新哲學中國化的正確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的領袖的各種著作與言論，不但忠實的繼承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實際上已經進了一步的更充實了發展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和培元：《論新哲學的特性與新哲學的中國化》，《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綜合分析這些言論，我們可以發現，盡管黨的理論工作者已經認識到毛澤東及其理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獨創性及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但總體還是把他放在黨的領導集體中加以研究和認識的。

較早地把毛澤東及其理論貢獻作高於黨的其他領導人進行單獨研究的是張如心。依據現有史料，一般可以認定張如心是黨內使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概念的第一人。1941年3月，張如心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此后，他又接連發表《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論創造性學習》《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干部修養問題之一》和《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等文章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闡述和宣傳，他認為，“毛澤東同志的理論”是中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絕不是葉青等人污蔑的“中國農民主義”“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再版”，而是“20世紀的中國無產階級的理論和策略，是中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科學武器”（ 張如心：《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19日。）。張如心“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最初雛形，為黨的其他領導人正式提出並接受“毛澤東思想”提供了重要參照（ 自1941年起，黨的其他領導人陳雲、李維漢、王稼祥、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也開始認識到研究、評價毛澤東及其理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們先后發表文章和談話，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理論作高度評價。）。1943年，陳伯達在《談調查研究》一文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是毛澤東的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果林認為，毛澤東的《農村調查》及兩個簡短序言和“跋”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同年7月，王稼祥正式第一次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他在系統闡述毛澤東革命道路的正確性后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的解放道路》，《解放日報》1943年7月8日。）此后，黨內一些文件和其他領導人的講話裡都開始頻繁地使用這一概念，並作進一步闡發（ 黨的七大前，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表述還不統一。如1942年7月1日，鄧拓在《記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一文中提出“毛澤東主義”的概念。1943年7月4日，劉少奇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中用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7月16日，周恩來在回延安的歡迎會的演說中用的是“毛澤東同志的路線”﹔12月4日和25日，鄧小平在北方局整風會議的講話中明確使用了“毛澤東思想”。1944年1月10日，中央在給晉察冀分局干部擴大會議的指示中提的還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之后，彭真在中央黨校第一部整風學習與審干的總結中用了“毛主席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思想”﹔羅榮桓在《學習毛澤東的思想》中同時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毛澤東思想”兩個概念，等等。1945年3月21日，劉少奇在六屆七中討論准備提交七大的黨章草案時說“以毛澤東思想貫穿黨章，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七大以后，“毛澤東思想”成為正式的表述。）。中共七大正式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的理論命名為“毛澤東思想”，並確立為全黨的行動指南。

黨的理論工作者不僅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提出作出了貢獻，而且為推動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

1.在宣傳黨的領導人時，把毛澤東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早在中央根據地時期，黨內就形成了關於毛澤東有杰出的軍事才干的共識，但是后來囿於教條主義的錯誤認識，認為山溝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被剝奪了在紅軍中的領導權。教條主義者的掌權直接導致了土地革命戰爭的失敗。雖然遵義會議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實際領導地位，但是較早系統研究和宣傳毛澤東的則是黨的理論工作者。1941年，張如心發表了一系列宣傳毛澤東的文章。他認為毛澤東不僅是“我黨最好的領袖、最好的理論家、戰略家，而且他同時又是我黨最優秀的馬列主義宣傳家、鼓勵家、教育家” 張如心：《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第16期，1941年3月。，是“中國最好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同時，他還認為相比較於毛澤東的杰出貢獻而言，黨內對他的宣傳還是不夠的，因為全黨“對於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許多優良品質，工作作風，待人接物的紹介，則很少注意，甚至到現在我黨還沒有一本毛澤東傳”（ 張如心：《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干部修養問題之一》，《共產黨人》第19期，1941年8月。）。艾思奇也發表《〈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一文，在批判蔣介石極端唯心論哲學的同時，高度贊揚了毛澤東在“革命建國”中的作用，認為隻有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証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應用到中國后，才完全克服了孫中山先生的舊民主主義啟蒙哲學對中國社會中國革命認識上的唯心論的弱點﹔隻有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真正掌握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知識，才能堅持抗戰到今天，並在各根據地建立了真正的新的三民主義的中國，而“這一切事業和思想，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分不開。到了今天，鐵的事實已經証明，隻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証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 （《艾思奇全書》第3卷，第433頁。）。

2.在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更加突出毛澤東個人的理論貢獻。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不懈的理論創新。毛澤東無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這一時期，毛澤東創作了大量的理論著作，完成了由一個革命“實干家”到“理論家”的轉變。黨的理論工作者敏銳地把握了毛澤東理論對中國革命的重大指導意義，紛紛撰文研究和宣傳毛澤東的理論，凸顯了毛澤東在黨內理論家中的杰出地位。1940年6月，何思敬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的開幕詞中指出：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是“中華民族抗戰建國的綱領性文獻”。艾思奇發表《論中國的特性》等系列文章，盛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是抗戰以來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唯物論的實際應用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的豐富成果，是“輝煌的范例”和“最大的歷史收獲”（ 《艾思奇全書》第3卷，第251、252頁。）。張如心也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認為它們“更是天才卓絕的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作品”，“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典型著作”，“毛澤東同志的講演和著作便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最好的體現” （張如心：《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第16期，1941年3月。），“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正是馬列主義理論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志的理論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張如心：《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19日。）。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為了使馬列主義中國化的事業能夠完滿地解決，我個人認為，全黨干部必須很好的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精神和研究他的著作……不努力研究和掌握毛澤東同志的古典著作，就不能正確了解中國問題，也就不能成為中國創造性的馬列主義者” （張如心：《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干部修養問題之一》，《共產黨人》第19期，1941年8月。）。我們黨的教育人才要“研究毛澤東同志如何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則到中國環境中來，如何發展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 張如心：《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第16期，1941年3月。）。

3.在宣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更加注重對毛澤東的理論體系的研究和構建。延安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對毛澤東及其理論不只是作一般的研究和宣傳，而是更加注重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體系展開梳理和研究，為毛澤東思想的體系化、科學化作了初步的探索。1941年4月，張如心立足毛澤東“在中國問題上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幾個顯著的例証”，在《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一文中，從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系及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質問題，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新民主主義政權問題，革命軍隊和根據地建設以及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等方面初步闡述了毛澤東的思想體系。通過分析，他指出，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成功，最重要的是因為他能夠真正唯物地具體地理解我國的情形，真正掌握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唯物辯証法。（ 參見張如心：《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中，張如心進一步從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層面論証了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他根據《聯共（布）黨史》對列寧主義的分析框架，把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也概括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3個組成部分，認為毛澤東的《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及黨中央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等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方法論基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政治科學基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是“軍事科學基礎”﹔《〈共產黨人〉發刊詞》是黨的“戰略和策略基礎”，並指出，“這三個部分內在有機的統一便構成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底體系”，“有它嚴密的科學性及內在的一貫性完整性”。而這個理論和策略體系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張如心：《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19日。）張如心的這一探索有力地推動了全黨對毛澤東思想由一般性宣傳到注重其內在關系研究的轉向，對全黨探索和構建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富有啟示和開創性意義。

在黨的理論工作者研究宣傳毛澤東及其理論創新成果的同時，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張聞天、劉少奇、王明、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博古、陳毅和鄧小平等更是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正確性。他們都先后發表文章或講話闡述、宣傳毛澤東思想。如，張聞天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代表中央作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有克服困難的優良條件，這就是……中央的極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領導者毛澤東同志的極高威信”。王明也在發言中肯定毛澤東是“我黨的最著名領袖”，全黨必須“團結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圍”（《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第634、658、680頁。）。朱德、陳毅在建黨21周年之際，先后發表文章，稱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並對毛澤東創立的思想體系進行概括。

中共七大通過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把毛澤東思想概括為九個方面的內容，即：“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並指出，這些理論和政策，“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4—335頁。）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中共中央文件選編》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頁。）

七大以后，黨的理論工作者繼續發表文章進一步深入研究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在全黨乃至全國掀起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高潮，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